家，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所有事情的孩子将处于一个最佳位置——可以在这个世界拥有一席之地

原创 温尼科特  CNPT儿童游戏咨询PlayTherapy

孩子必须确认

自己随时可以回家，

才可以安心地向前发展 。

   温尼科特 (D. W. Winnicott. 1896~1971) ，大众熟知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在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流派中，温尼科特具有非凡的创新精神和独特的视角。他撰写了大量著作，阐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滋养或阻碍孩子发展，他在英国BBC的无线广播节目中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父母，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绪世界。在他的看法里，母亲是环境的一部份，身为儿童的照顾者，重要的是提供能促进发展的环境。

此篇文章是温尼科特在1966年7月26日在牛津新学院举办的幼儿园协会会议上的演讲稿。阐述了他看到的家庭和学校群体中的孩子，孩子在家庭在社会更大的环境长大，家是一个起点，从这里出发，可以通往世界的任何地方。

近来，人们写了大量以儿童和家庭为主题的文章，我们很难知道如何用一种普通的方式来为这个宏大的主题做出贡献。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都被说到了，我们几乎可以宣称，仅仅因为反复被用到，这个题目就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过，最近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鲜的事物，方针上的重点发生了改变——现在，重点被放在了家庭而非个人层面。人们有了某种改变社会工作模式的计划——以家庭为对象，而孩子被作为家庭的一部分来看待。

我的观点是，这根本不算是改变，因为儿童一向是在与家庭的关系中或与家庭缺失的关系中被研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试着去利用任何可以减轻乏味感的事物。

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去看精神分析的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师在儿童治疗中的重点一向是不平衡的。精神分析一直都是通过长期的讨论，把一个孩子作为一种被孤立看待的现象进行治疗。对此，人们无能为力。然而，在这里，在精神分析的圈子里出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理念的发展而产生的。不过最近在方针上的变化并不是针对精神分析师的。它针对的是总体的社会工作，而我会说，社会工作始终都将儿童放在其家庭中去考察。

在我的意识中，现在存在一种危险，就是人们过于强调从家庭和其他群体的角度管理人类遇到的困难，而这是一种对个体研究的逃避，不论这个个体是婴儿、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在每个个案所涉及的工作的某个点上，个案工作者必须要在团体之外与每个个体见面——此处存在最大的困难，也最有发生变化的潜质。

因此，我以一项请求作为开始：请记住这个儿童个体，记住这个孩子的发展过程，这个孩子的悲苦，这个孩子对于个人帮助的需要，这个孩子利用个人帮助的能力。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家庭和各种学校群体以及其他群体的重要性，它们通往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个事物。

在任何一个个案工作中，我们都必须做一个关于谁是这个个案里的病人的决定。有时候，尽管是那个孩子被作为有病的那个人提了出来，实际上是其他人导致和维持了这种失调，或者甚至在这场麻烦中存在某种社会因素。这些属于特殊个案，社会工作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不应该让他们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在大多数个案中，当一个孩子表现出症状的时候，这些症状指向的是这个孩子身上的苦痛，而应对这种苦痛的最佳方式是与这个孩子一起工作。

我想提醒你们，在社会上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个案中，这一点是尤其真实的。但是这些个案并不会去儿童指导诊所——在这类诊所中被处理的都是远没有那么常见的、更复杂的个案。换句话说，如果你看看周围那些你所认识的在你的家庭和社会设置中的孩子，你就会看到大部分孩子只要一点额外的帮助就可以了，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诊所。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孩子，他们需要被关注。那些诊所里的孩子并不是在社会中需要帮助的孩子的代表。我很自信地对这里的听众这么说，是因为你们都是老师，你们教的那些孩子中的大多数都不是诊所个案。他们是普通的孩子，更像那些属于你们的社会群体中的孩子。

实际上，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没有一个孩子会在一些个人问题方面不需要帮助。你们学校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经常是忽视它们，或是使用经过仔细分级的纪律，或是教给这个孩子一项技能，或是为创造性冲动提供机会。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总体上，你们对心理学的观点一定与社会工作者和儿童精神分析师的观点是不同的。

你们会了解到，一定存在某种重叠——在你们面对的孩子中，有一些应该去诊所，而有些诊所里的孩子在应对他们的困难时则应该借助他们的叔叔阿姨和学校老师的帮助以及其他类型的普遍由社会提供的帮助。

与个体有关的群体

为了充分利用你们给予我的这次机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在些细节上提醒你们，家庭如何成为一种与个体人格结构有关的群体。家庭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组合，在所有组合中，只有家庭最接近单元人格。最初出现的组合仅仅是对单位结构的复制。

当我们说家庭是最初的组合时，我们非常自然地是从个体成长的角度去谈论的，使这一点合理化的是以下这个事事实：单纯的时间流逝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在力量上根本无法与属于这样一个事实的关联相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每个人都会开始并通过一种成长过程将一部分时间区域变得个人化。

孩子开始同母亲分离，并且在母亲能够被客观看待之前，她或许可以被称为一个主观客体。从将母亲作为主观客体也就是自己的一方面去使用，到母亲成为一个有别于自己的客体并因此处于全能控制之外，孩子不得不体验到的是一种像被猛地拉了一下的感觉。

母亲在使自己适应孩子的需要方面履行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她会将这可怕的一拉变得模糊，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满足现实原则方面的内容。母亲的形象被复制了。

在有些文化里，人们会故意做出一些努力来防止母亲变为一个人，以此来确保孩子从一开始就不会经历和丧失有关的打击。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倾向于认为，当母亲变成一个有适应性的外部世界的人的时候，让孩子充分体会到冲击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有伤害的。

当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母亲身上时，会产生一种丰富的体验，这也是支持这件事的主要论点。这个领域的人类学家为研究工作者观察早期有意地将母亲的角色分割开的结果提供了引人入胜的素材。这种现象是由社会决定的。

父亲的介入有两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那些复制了母亲形象的人之一，并且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当中，风向发生了变化，比起几十年前，父亲在复制母亲形象时，在孩子们的眼中变得更真实了。不过，这妨碍了关于父亲的另一件事——他作为母亲强硬、严格、不留情面、不妥协、不可破坏的那个方面进入孩子的生活，而在有利的环境下，他会慢慢地成为这样一个男人，他最终也是个凡人，会让人害怕和痛恨，也会令人深爱和尊敬。

一个群体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了起来，我们必须要看到群体的的产生有两套方式。一套属于儿童人格结构的延伸，有赖于成长进程。

另一套要依靠母亲以及她对这个特定孩子的态度，依靠另外一个可能被作为母亲角色的人，依靠母亲对于代理母亲的态度，依靠当地社会的态度，还要依靠我已经描述过的父亲角色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

父亲天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在这个特定的家庭构成中会以怎样的方式利用或不利用他的父亲。当然，在任何情况下，父亲都可能是缺席的，也可能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细节会对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定孩子心目中“家庭”一词的含义造成巨大的差别。

顺便一提，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孩子，她把“家庭”这个名字送给了她的过渡性客体。在这个案例中，对亲子关系不足这一点的认识出现得非常早。在一个早到令人目瞪口呆的时间，这个孩子试着去补救她觉察到的缺乏，方式是把她的娃娃称为“家庭”。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发生了这种事情的例子，现在，三十年过老了，这个人仍然在与无法接受父母之间的不和做斗争。

截至现在，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提醒了你们，当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个孩子和他或她的家庭时，我们忽视了那些让这个孩子收获一个家庭的微妙阶段。并不是简单地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新的孩子诞生了，就会有一个家。父母和孩子，加上姑、姨、叔、舅和表亲们会让这个家越来越丰富。这只是一个观察者的陈述。对于一个家庭中的五个孩子来说，存在着五个家庭。即使不是精神分析师，我们也能看到，这五个家庭不需要彼此相像，而且肯定是不一样的。

现实原则

既然我已经介绍了关于家庭的观点，以及主观客体变为一个被客观觉察到的事物的概念，我想继续谈谈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人类的发展中，在这两种类型的关系之间，有一个大到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个人一直在试图做出一点贡献，方式是让我们对于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现象的观察发挥最大价值。

过渡性客体包括：当一个儿童正在度过这个客观性觉察能力还很有限的阶段时，他或她所利用的所有物品。在这里，与客体相关联的主要体验必然与主观客体相关。（顺便一提，在这里，不可能使用“内部客体”这个词。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客体是外部的，它被主观地觉察到了，也就是说，它来自这个孩子的创造性冲动和头脑。当这个孩子有了内部世界，将从外在察觉到的客体吸收进来，把它们树立为内部形象的时候，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在这种描述有意义之前的一个阶段。）

在这种类型的描述中，有一种困难已经自己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当一个处于这个阶段的小孩和我称之为主观性客体的事物发生关联时，毫无疑问，客观性的觉察也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个孩子不能虚构出他妈妈的左耳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说这个孩子手里正在玩的妈妈的左耳是一个主观客体——这个孩子伸出手，创造了那只特定的耳朵，它恰巧就在那里被他发现了。

这就是剧场里的幕布令人兴奋的地方。当大幕升起起，我们每个人都会创造出即将上演的这部戏剧，演出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我们每个人所创造出的内容里相互重叠的部分成为大家关于这部戏剧的谈资。

如果不说明在这里的某某处存在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因素，我将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深人这个话题。在一个人与客观事物发生联系的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欺骗是天然存在的。我正面对着你们读这篇论文，你们是我创造出来的听众。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想到了听众，而事实是听众现在就在这里。

我会认为，这些此时此地的听众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在我脑海中的听众汇合在一起，但是我们无法保证这两种听众一定彼此相关。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必须做游戏，我在一个我称之为过渡性的区域里游戏，在这个区域里，我假装我的听众就是此时此地的你们。

我有时候用“过渡性现象”这个名词来指称这个我正在讨论的阶段，它在每个儿童的发展中都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平均可预期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给孩子时间，这样，这个孩子才能得到某个人的帮助——当这个孩子处于获得利用他的幻想、内部现实、梦境以及操纵玩具的能力这个过程中的时候，这个人以一种极其敏感的方式适应了这个孩子。

在游戏中，这个孩子进入了这个被我称为欺骗的中间地带。尽管我想表达的是，在欺骗这个特定的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健康。这个孩子使用了这样一种在他或她自己和母亲或父亲（无论是谁）之间的位置。于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对于这两个分开的事物的整合或分离的象征。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概念，我想，如果这一点被领悟了，那么哲学将有所不同。它可能还会让那些实际上已经从神迹概念中成长起来的人再次体验宗教。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儿童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被用来发展过渡性现象和玩耍现象的中间区域。这个特定的孩子创建了这个区域，这样，他就可以享用从符号的使用中得到的一切，因为整合的符号比整合本身给人类带来了更广阔的体验空间。

远离与回归

我要重复的一点是，在健康的发展中，儿童需要时间来充分利用这个阶段，并且我要在这里补充的是，儿童需要能够够在同一天甚至同一时刻去体验各种不同类型的与客体的关系。

例如，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很享受他和他的阿姨的关系，或者你看到他很享受受和一只小狗、一只蝴蝶的关系。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在进行客观的觉知，也在享受来自发现的丰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已经准备好生活在一个被发现了的世界里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孩子都会和小床、妈妈或者熟悉的气味再次融合，并息被再次安置在一个主观环境里。我试图说明的是，不是其他任何事物，而是这个孩子的家庭模式为他提供了这些过去的痕迹。

于是，当这个孩子发现了世界时，他也发现了回去的路，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正是这段回程。如果返回的是这个孩子自己的家庭，那么这个回程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压力，因为家庭的基本要义就包括它要始终面向自身，面向其中的每一名成员。

虽然这些论点不需要例证，我还是想从案例中挑一个事例来讲一讲。

案例

一名女性患者总结了她的童年所积累的创伤。她用一种病人们经常使用的方法去和一个事件发生关联。她用自己的语言展现了时间因素的重要性。“那时我大概两岁。全家人都在海滩上。我从母亲身边走开了，我开始发现身边五彩斑斓的事物。我看见了贝壳。跟着一个贝壳，我又找到了另一个贝壳，简直无穷无尽。

突然，我觉得自己被吓坏了。我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对发现这个世界产生了兴趣，但我把母亲忘了。这会带来一个念头，正如我现在看到的一样—母亲也忘了我。

所以我赶紧转身跑回她身边，其实我离她可能只有几米远。母亲抱起了我，这开始了我和她的关系的重建过程。

当时的我看起来可能对她还没什么兴趣，因为实际上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感觉到关系被重建，这样，恐慌的感觉才能散。可是母亲突然就把我放下了。

这个病人正处于分析之中，在重新演绎这一幕。通过那些已经完成的分析工作，她可以补充说：“现在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现在，我都在等待到达下一个阶段——因为如果母亲没把我放下，我就会用胳膊搂住她的脖子，然后大笑一场，因为欢乐和幸福而大哭。但就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从来都没有找回我的母亲。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会理解，这个病人指的是这类情形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类似情形的叠加的记忆。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它展示出，当一切顺利的时候，一个孩子对于回程的信心是如何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被建立起来的。

通过观察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很容易看到远离和回归的并存。这种远离和回归非常重要并且带着一点风险，因为如果失败了，这将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这个孩子会使用这些角色去延伸自己的体验，从而在远离回归的质量方面覆盖一个广阔的领域。

这样一来，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孩子在学校和在家的表现非常不一样。更常见的模式是，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对于发现新事物、觉察到现实的新方面而感到很兴奋，但是在家里，这个孩子是保守的、后退的、依赖的、近乎恐慌的，因为他被母亲或其他很亲近的人敏锐地保护着而免遭适应性的危机。事情也可以是反过来的。

但是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的某个人面前或某种设置方面充满了信心，回到家却变得敏感急躁、缺乏信心、过于早熟地独立时，这可能是不那么正常的，并且因此会带来一些困难。这往往是因为这个孩子在家庭中没有立足之地，例如当第二个孩子成为三个孩子里的中间的一个时，他或她在所有方面都面临着丧失，直到有人注意到这个孩子的脾气秉性发生了变化。而且，即使是在一个良好的家庭里，他也是一个被剥夺了的孩子。

忠诚和不忠

我想进一步展开讨论家庭主题与发展中的个体这一主题的相关之处。它有很多侧面，在众多侧面之中，我想选择性地谈一谈忠诚的冲突，这天然地存在于儿童发展之中。

从最简单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得到阐述：一个孩子从母亲身边走开去找父亲，之后又回到母亲身边，而另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这两个孩子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

用更复杂的语言来说就是，孩子在早期阶段并没有配备相应的能力去容纳自身内部的冲突。而这种能力正是我们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开展个案工作并在一段时间内容纳一个案固有的冲突时，会承受怎样的压力。个案工作者会把对个案的接纳看得比该个案的任何具体行动都重要。

我们一定能想到，不成熟的孩子需要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并不期待他一定要忠诚。在家庭中，我们有希望找到这种对疑似不忠的宽容——如果它不单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的话。

一个孩子向父亲移动，通过这样的行为，他发展出了一种对母亲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他与父亲的关系。不仅母亲能够在父亲的位置上被客观地看到，这个孩子也会发展出一种与父亲的关系（爱），而这会涉及对母亲的恨与恐惧。从这个位置回到母亲那重是危险的。然而，孩子会渐渐回到母亲那里，并且在这个熟悉的位置上客观地看到父亲，这时，这个孩子的感觉会包含恨与恐惧。

作为这个孩子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体验，这种情况会持续发生。当然，这种体验不一定只存在于与父母的关系中，也可以是从母亲到护士（或姨妈、祖母、大姐姐）那里再回来的体验。渐渐他，在这个家庭中、所有可能性都被实现并经历过了，接下来，这个孩子就能够和与此相联系的恐惧和平共处了。

不仅如此，假如这些冲突能够被接纳，这个孩子还能享受它们所带来的兴奋。在这些游戏当中，一个家庭中的孩子引入了这类关于不忠诚的实验所产生的张力和压力，甚至包括被察觉到的存在于这个环境里的大人们之间的紧张和嫉妒。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从理论化的角度描述家庭生活的好方法。或许孩子对于扮演父母的巨大兴趣来自对不忠诚的实验经历的渐进式扩大。

有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些游戏的重要性。当一个较晚出生的孩子来到一个家庭里并显然无法利用哥哥姐姐的游戏的时候——这些游戏已经发展得比较复杂了，对于哥哥姐姐们来说已经有段历史了——这个孩子就可能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卷入，并感觉到被这种卷入严重地排除或湮灭了。因为这种卷入并不是创造性的，而这个新来的孩子需要重新开始并从最简单的开端建立起复杂的交叉忠诚。

我知道在这个家庭游戏中出现的那些感受无疑有着积极的、力比多的特征，但是朝向兴奋的内容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和交叉忠诚这件事相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游戏是一种非常好的对生活的准备。

我们会看到，学校很容易为生活在家里的孩子提供巨大的解脱。对大多数时间都在玩要的小孩子而言，学校里的游戏并不基础、很快，孩子们就会越过这些，进入可以发展技巧的游戏中去。这时就会出现群体纪律。这是一种简化，一些孩子喜欢这种简化，而对另一些孩子来说，这是令人厌倾的。

如果学校为这些生活在家庭中的孩子提供的家庭游戏的简化发生得太早，那么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能够忍受家庭游戏，其家庭也扛得住孩子是游戏的玩家这一事实的孩子而言，它一定会被看作贫乏的。

相对地，我们能看到，独生子或者孤独的孩子从较早地进入一个游戏群体开始就可以得到一切。在这个群体里，在某种程度上，不管怎样，游戏中会有人际关系和交叉忠诚，这些对于这个孩子而言是有创造性的。

从上面所说的这些出发，就会知道为什么在关于孩子们到底应该在多大年纪去上学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想提出好的建议，就必须在每一个新的案例里，对这些微妙的事情当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重新审视，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社区都应该提供所有类型的设施和条件。有疑问的时候，一个孩子的家庭是能够实现其最丰富的体验的地方。但我们也必须留意，有的孩子因为某种原因，直到每天在家外度过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在想象性的游戏里变得有创造性。

小学教育属于这样一个区域，在其中，孩子会相当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解决生活给予的复杂性那里移至别处，方式是学习、选择某种特定的忠诚以及接受规则和标准，包括校服。有时，这些条件一直存在并贯穿整个青春期，但是若孩子们真的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其实并不开心，无论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这会多么便利，我们期待的是，在每一个男孩和女孩的青春期里，能再次看到创造性地出现在家庭游戏中的那些实验和交叉忠诚，只是这一次，兴奋不仅来自被激起的恐惧，也来自新的、强烈的力比多体验，这种体验是青春期的到来所释放出来的。

当然了，家庭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而言有巨大的价值，尤其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即使处于健康状态，也会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很害怕——强烈的爱会自动引发强烈的恨。只有在家庭框架得以持续的地方，那些青少年才能够扮演父母亲，而这正是他们在2—5岁的时候，在家里进行的那些想象性游戏的实质内容。

在我看来，家庭似乎经常被看作一种由父母负责维持的结构，一种孩子们在其中生活和成长的框架。我们会认为家庭是这样一个地方——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爱与恨的感受，知道自己会得到同情利宽容，也知道他们会激起大人的恼怒。但是我一直在说的与我的这种感觉有关：在应对不忠诚这件事上，每个孩子在家庭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家庭会把我们引向各种各样的群体，我们所面对的群体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最终，我们面向的是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

孩子们最终要像成年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实就是，每一份忠诚都涉及某种相反的性质，这种性质或许可以被称为不忠诚。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所有事情的孩子将处于一个最佳位置——可以在这个世界拥有一席之地。

最终，如果他回来了，他就会看到，这些我所谓的“不忠诚”是生存的一个本质特征，它们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成为他自己，也就是对任何一种不是他自己的事物的不忠诚。

在“我是谁”的声明里，我们会找到这个世界上的语言当中最富有攻击性也最危险的词语。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那些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能够做出这样的声明的人，才是真正有资格成为社会上的成年成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