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融合：残障的医疗与社会模式在近代中国的演变

王超

【内容摘要】：西方的身心障碍理论强调区分残障人士的身体损伤与社会环境对非常规身体的制约，从而达到推动社会改革的目的。近年来，残障的社会模式已渐成为国内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所关切的议题，但此跨学科视角尚未与传统人文学科建立应有的联系。其中，现代医疗与技术如何应对身体损伤，以及残障的观念如何在跨文化实践中得到表达等问题，亟需在历史材料的挖掘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回答。本文首先从19世纪末以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对医疗模式如何影响肢体损伤者进入残障者这一社会角色的过程进行简要梳理。笔者还将基于对视障群体的研究，分析辅具技术及特殊教育手段如何建构盲人这一社会类别。最后，笔者基于身心障碍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简要分析无障碍设计理念的起源与发展，及辅具技术对实现残障人士社会整合的作用。本文希望从历史出发，对医疗与社会模式的互动提供在地经验的反思，并呈现残障、医疗与技术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残障、身心障碍研究、医疗模式、社会模式、特殊教育、通用设计

引言

残障，或当今社会所称之“身心障碍”(disability),是一个介于身体与社会之间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发初于英美等国社会权利运动的身心障碍研究(DisabilityStudies)，促使西方社会逐渐对其残障群体的态度产生重要转变，其聚焦观点从“医疗模式”(medicalmodel)转向"社会模式”(socialmodel)。这一转变意图将医学知识对于残障基于肢体、器官及身体机能缺陷(impaiiment)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并强调失能是环境与社会结构对身体的制约所导致的后果。英国学者迈克尔-奥利弗(MichaelOliver)在讨论身心障碍理论应用在社会工作领域时指出，虽然身体的病痛与损伤仍需医疗专家的介入，个体所面对的障碍，如肢体残疾人士逬出公共场所的不便，主要由设计者未考虑到非健全人士的需求所致。因此残障问题必须依赖社会观念与制度的改变才能解决。⑴1976年，英国肢体损伤者反隔离联盟(TheUnionofthe

王超，美国芝加哥大学PhysicallyImpairedAgainstSegregation,简称UPAIS)率先发表宣言，并首次将以医疗定义的身体损伤与障碍进行区分，声称后者是主流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结构性压迫。⑵事实上，以社会模式为范式的身心障碍理论建立在对传统医疗化(medic&lization)思维的批判与延伸，其在西方社会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体现了残障群体对医学技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所产生的担忧。

直至20世纪90年代，由西方残障人士发起的民权运动有效地将身心障碍作为社会建构而非生理决定的观点引入大众视野，并主张建立与性别和种族相交叉的议题，进而证明其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在英国的社会模式与美国以权利(rights)为导向的政治运动结合中，其间最成功的例子当属聋人群体提出的将身心障碍视为文化差异的观点。使用手语的聋人强调其作为语言少数群体(linguisticminority)的文化身份，而非作为听觉障碍者的社会身份。⑶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University)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专为聋人及弱听学生而设的本科教育机构，并以传承与发扬聋人文化与手语权利为目标。在1988年，该校聋人学生社团曾因成功抗议并罢免时任健听校长而闻名。

正当社会模式为导向的残障权利运动方兴未艾之际，身心障碍理论在英美学术界的接受过程中也受到了诸多挑战。如汤姆,莎士比亚(TomShakespeare)就指出，社会模式刻意否认身体损伤的实际存在，从而忽略了障碍者的主体性与不同障碍群体的差异性。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无法回应身心障碍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内涵。倒麦克-奥利弗对此进行回应，承认一个完善的社会模式必须涵盖关于身体损伤经验的理论(theoryofimpairment)。⑸与此同时，他强调社会模式作为推动社会运动与政策改革的实用工具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将身心障碍置于历史语境下分析，检视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中形成的必要性。⑹可以说，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以社会模式为中心的学术争鸣为身心障碍理论的跨学科应用奠定了基础，尤其在医疗人文(MedicalHumanities)及科技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简称STS)等研究领域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残障与医疗和技术相关的话题在国内学界幵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残障权利研究》在2014年的创刊号中，刊载了关于残障者与医疗、法律及社会性别相关的研究。⑺《残疾人研究》策划的残障与设计的专题，刊载了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对通用无障碍(UniversalAccessibility)技术在后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建成环境的理念及应用的讨论。冋残障的社会模式已渐成为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所关切的议题，但此跨学科视角尚未与传统人文学科建立应有的联系。其中，医疗与技术如何应对身体损伤，以及残障的观念如何在跨文化实践中表达等问题，亟须在历史材料的挖掘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回答。本文首先从19世纪末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探讨医疗模式如何影响肢体损伤者进入残障者这一社会角色的过程；笔者还将基于对视障群体的研究，分析特殊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如何建构盲人这一社会类别；最后，笔者基于身心障碍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简要分析通用设计理念的起源与发展，及无障碍技术对实现残障人士社会融合的作用。本文希望从历史出发，对医疗与社会模式的互动提供在地经验的反思，并呈现残障、医疗与技术的共生关系。

一、现代医学对肢体损伤与残障角色的建构

19世纪的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发生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机械化生产的扩张导致传统以家庭为中心的分散式劳动力向工厂转移。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孤立的机器操作、快速的工作节奏和严格的纪律管控逐渐排除了不适应现代工作环境的身体。具有生理缺陷及患慢性病的群体失去了旧有的弹性作业方式，变得愈发难以参与生产活动并被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工业化环境缺乏对工人身体的保护措施，导致工业疾病致残现象极为常见。以英国的煤矿业为例，除了典型的呼吸疾病，煤矿工人还面临着视觉损伤、脊椎畸形及截肢的风险。冋因此，残障的社会模式理论先驱维克•芬克尔斯坦(VicFinkelstein)曾大胆断言“身心障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直接产物。门⑴随着现代医学、生物学及统计学的发展，肢体损伤者逐渐被识别为具有病理化(pathological)特征的群体并接受机构化的治疗与集中管理，由此残障被视为对立于西方工业社会发展所需的常态性(normalcy)的概念。1111

医疗模式主导的残障观点在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得到传播。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期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陆续进驻中国，凭借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和慈善机构，并通过医治及收容贫病与身心障碍者实现宣扬宗教感化社会的目的。与此同时，许多肢体残障者也被带回西方国家，加入当时流行的“畸形秀”(freakshow),其另类的身体也通过照片与明信片的方式被展示与消费。【⑵因此，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传统中国社会，残障作为一种身体奇观折射出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双重烙印。

广州作为清帝国向西方殖民者最早幵放的通商口岸，不仅在对外贸易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方面也率先影响了其他沿海及内陆的口岸城市。不同于更早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所采取的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基督教新教的医疗传教士致力于将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传播福音的工具。然而，因为后者有意强调可被视觉呈现的疾病作为基督信仰治愈力的证明，所以其选取的对象也局限于患外科疾病与肢体损伤的人群。美国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自从在1835年开办广州的第一个西医眼科诊所(博济医院的前身)时起就致力于用手术刀打开在中国传播福音的通道。他在1837年的一篇报告中记载，自己曾用手术治愈了一名因患葡萄球菌(staphyloma)感染失明了近十年的男孩。身为当地士绅的叔叔为表达谢意，亲笔提诗赞颂伯驾的持刀之手打幵了“通向圣光之路\|1：!|由此可见，伯驾在其医疗传教活动中有意识地将当地的身体损伤者建构为西方视域中可被拯救的对象，并通过外科技术所展现的治愈力挑战中国传统疾病与健康的观念。

西方传教士在医疗领域中的实践极为倚赖地方精英的支持及雇佣人员的协助。除了招募具备合格的西医知识的本地人充当其外科助手和学徒外，伯驾还很重视和当地匠人群体的密切联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当地西洋画画工林官(LamQua,原名关乔昌，1801—1860)的合作关系。从1830年在十三行幵设画室起，林官主要创作以风景及人物为主题的外销画营生，此后因为伯驾绘制当地病患的肖像画而知名。在现存的114幅定制画作中，林官用油画笔记录了在1836至1855年间因生肿瘤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88名患者，其中包括来自各个阶层与不同年龄的男女病

人。这些作品曾被运送到西方的医院及博物馆进行教学与展示，并成为博济医院向社会募捐的重要手段。有一些画作还被悬挂于医院的墙壁上作为招揽患者前来就医的宣传画。正如视觉文化学者韩瑞(AriLarissaHeinrich)所称，林官的医疗画像是跨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体现了画家与传教医士共同探索的一种中西混搭的视觉习惯(hybridvisualidiom)o其中，这批患者肖像在绘画风格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包括对身体各个部位的肿瘤及皮肤溃烂形态的夸张性处理，使得患处与病人身体的比例失调，意在呈现被病理化的身体。林官还在描绘面部表情上刻意隐藏了患者的疼痛感，从而弱化病人对外科手术的陌生感与不信任。

关于这批医疗肖像对病体与病痛在视觉上的呈现已有详细的讨论HL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以一个肿瘤切除后被截肢的患者为例，重点讨论外科技术如何通过处理肢体损伤建构一个“残障”的医疗视角，以及该视角如何参与形塑损伤者的社会角色。在现存于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海•惠特尼医学图书馆中的林官医疗肖像档案里，我们在标记为31和32号的两个作品中看到一个被截肢的青年男子术前与术后的对比图。(图1—2)如I据伯驾回忆，这个名为PoAshing的男子是第一个自愿接受截肢手术的当地患者。他曾因一次事故从屋顶坠落导致肩关节骨折，由于未得到及时的医治导致关节处感染并肿胀。U刃图1通过描绘其裸露的上半身展示了术前左肩被肿瘤压迫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截肢手术虽导致他失去了左臂，肿瘤的移除却使得患者脱离了疾病对肢体乃至生命的威胁。图2则通过色彩的明暗对比及空间上从幽闭的病室到明丽的自然风景的转换，向观看者传达了一种崭新的康复观。伯驾在其报告中记录了此患者在术后得以重新回归社会，依靠单臂卖水果为生，并在一年后娶妻。E"这一描述不禁令人反思，在传统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主导的儒家社会，西方医学如何建立对身体损伤者干预的合法性？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医疗肖像作为向当地民众专递信息的重要方式。在早期西医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地方文化观念的敏感性，以及外科诊所封闭的治疗空间，导致关于传教士窃取中国人身体器官的谣言层出不穷。'冋因此，伯驾很重视通过中国画家之手直观清晰地再现医疗技术直接作用于创伤、感染、肿瘤、畸形等功能障碍的疗愈效果。其次，对身体损伤的视觉表达还体现了医疗的叙事功能。如上述截肢者的对比图所示，肿瘤的移除过程中制造的残缺身体使健康的观念突破了治愈疾病本身。外科手术以牺牲患者身体的完整性实现了帮助其回归社会的目的。从伯驾对截肢者重拾工作与组建家庭的评价中，我们看到医疗技术在参与建构残障者社会角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早在西方康复医学(RehabilitationMedicine)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之前的近一个世纪，传教士已幵始有意识地参与建构肢体损伤者的社会角色与责任。但不同于西方后工业革命社会将身心障碍者系统地隔离于全面管控机构(totalinstitution)的经验饱,传统中国社会中肢体损伤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成员和亲族的照料与经济支持。例如，因上下肢残疾无法参与农耕劳作的男女，饮食起居都需家人服侍。肢体不健全且出身贫苦家庭的成员，则靠在乡邻乞讨卖艺为生。”“明清时期的官办慈善机构，如养济院与栖流所，则体现了统治者对被排斥于家庭外无力生活的“鳏寡孤独废疾”人群的存恤观。但此机构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精英与官僚的合作，在实践上也因地而异。除了对流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管控，其在医疗及护理方面并未得到有效的发展。'221因此，19世纪的传教医学在宣称治疗外科疾病合法性的同时，也致力于将无法回归正常态的身体置于新的社会规范之中。1859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JohnGlasgowKerr,1824—1901)接替伯驾成为了博济医院院长。此后他考察了广州五所收容身心障碍者的慈善组织，并发现其简陋的设施与供不应求的口粮迫使很多盲哑及老残人士外出以乞讨谋生。当地麻风院中的居民因常年居住在被隔离的社区中，其育有后代的家庭还要向官府缴纳房租。相比于西方对身心障碍者的封闭式护理，嘉约翰认为这种建立在被收容者群体自助基础上的行政逻辑背离了以救助者需求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原则。由此可见，旧有的社会观念与制度对现代医学建构的残障观形成了根本的挑战，并使传教士活动逐渐从医疗技术向教育领域扩展，从而进一步影响对身心障碍者社会角色的建构。

二、技术对残障群体的社会整合：以视障者的特殊教育为例

上文通过梳理外科手术传入中国的早期案例，指出医疗模式与社会模式并非二元对立而在实践层面上互相渗透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医学对肢体损伤者的积极干预体现在衡量其经济功能的基础上，那么对于其他的身心障碍群体，如感官及认知障碍者，则需要通过结合特殊教育的手段实现技术对“残障”的社会定位。本节以20世纪初的视障者群体为例，探讨以手工劳动为主导的职业重建(VocationalRehabilitation)与盲文教育的结合对视障者身体技能的拓展与社会身份的重塑。

赖马西(MaryW.Niles,1854—1933)是一名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妇产科医生。经长老会推荐，她于1882年远赴重洋来到广州博济医院并成为一名医疗传教士。自嘉约翰于1898年在广州幵办中国第一所疯人院后，赖马西也幵始关注当地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态度，从而突破了仅限于外科病人的医疗传教对象。在一次为当地女婴检查眼病的过程中，赖马西发现该婴儿已面临失明的处境，并征询患者家属的意见。孩子的父母听后打算将此女送给当地盲艺人收养，待成年后学唱以维持生计。"I出于同情，赖马西决定亲自收养这个盲女并筹划幵设一所专门教育盲童的学校。经过向教会与当地幵明人士募集资金，一所名为"明心瞽目学校”(MingSumSchoolfortheBlind)的盲女特教机构于1906年正式在广州芳村落成。为此，赖马西自学了布莱叶点字(Braille,又称凸字)并参照粤语发音的特点改善当地盲文体系。她还从香港育婴院聘请了更早一批接受特殊教育的盲女来校教授盲文，以达到“以瞽训瞽”的目的以往的研究突出强调了特殊教育背后的宣教功能，如通过印刷盲文圣经达到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然而盲文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传教士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却很少被提及。笔者在此想以明心学校的一批特殊学生为例，讲述透过盲文教育对视障者社会身份转变的视角分析技术对形塑“盲人”这一社会角色更为深远的影响。上文所提赖马西幵办盲校的动机之一，即为了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盲童摆脱走向街头乞讨卖艺的集体宿命。在清末民初的广州，以卖唱为职业的盲人男女分别被称为瞽师与瞽姬，而后者又依靠当地商品经济与城市休闲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职业组织。这类被俗称为“堂口”的机构主要从事收养来自贫寒家庭的失明女子，并通过教授弹唱粤曲达到培养成年瞽姬为养母赚钱的目的。这种以营利性为目的收养兼习艺模式虽解决了部分盲女的生计问题，但由于从艺盲女水平不一，大多数在街头卖唱的瞽姬因赚不到钱而遭受毒打，更有甚者被养母逼迫卖淫。'狗民初广州政府因意识到瞽姬作为残障群体的一员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曾动用警力干涉，力图整饬堂口组织以正社会风气。1912年，时任警察厅长陈景华下令将11岁以下的盲女带离堂口并收容于明心学校，使其接受教育并开谋生之路。此举反映了地方政府联合传教士对盲人职业群体的积极干预，并吸纳人道主义的理念实现对旧有社会观念的革新。盲人作为特殊教育的对象逐渐深入人心。赖玛西对这一政府主导的风俗改革大为赞赏，并在学校的宣传册中强调特殊教育对于提升盲人文化水平与技能的重要性，并以此改变社会对盲人作为卖艺者的偏见。

从明心学校的现存史料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特殊的盲女群体作为文化教养与职业重建的对象所体现的社会意义。该学校针对视障女童所幵设的课程包括盲文摩读与打字技术的训练(图3-4)|2!\珠算技能的培养(图5),以及手工编织技巧的传授，如图6中针织与梭织法的示范与教学|3(,|0这些照片所反映的特殊教育在实践层面上的具体细节值得反思。例如盲文的阅读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教授，因此传教士的参与对于理解文本内容尤为重要。然而在利用盲文打字机实现文字输出的功能上，往往需要盲童集体学习并通过手耳协作完成沟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在珠算与编织等经济活动的训练，如在入门课程中年幼的盲童通过模仿高年级盲生熟练的动作，以及对亚麻、棉线等材质的敏感度来达到认知并掌握手工技能的目的。该校自1908年至1939年登记的毕业生中共有128名女性盲人，其中有30名盲女应聘于手工业领域，4名成为专职按摩师，3名从事家政工作。此外，57名女生服务于基督教会所办机构,如医院、教堂与其他盲校。除此之外，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或结婚，或待业靠家人供养。「冷这一统计数据证明了特殊教育对视障者群体社会价值的提升。针对身体差异的技能改造不仅从根本上拓宽了该群体的就业渠道，还挑战了传统社会对盲人职业身份的旧有认知。

但仅从该校培养的毕业生有限的数量上来看，接受手工技能训练并成功就业的盲生比例仍然偏低。而大部分学生在掌握盲文后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合适的职业，其就业问题仍需依靠教会机构内部协调解决。这体现了特殊教育在起步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双重困境，即以传播宗教知识为目的的盲文教育很难在社会层面得到推广，而以手工为代表的生产性劳动又无法使盲人在相关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盲人学者王湘元(HomerS.Wong)在一篇回顾特殊教育实践的文章中指出，直至1936年，全国范围内掌握盲文读写的学生共约3000名，其中至少三分之一还未走出盲校参与社会活动。这些在校

盲生因受制于封闭与孤立的环境，成为了福利机构向社会展示其教育成果并索取资助的工具。SI然而在接受特殊教育的盲生中，不乏少数选择在教会大学及国立大专院校中深造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王湘元本人即毕业于教会所办的上海盲童学校，之后考入东吴大学攻读法律学士。在从业律师数年后，他转入国立音乐学院专攻弦乐演奏与作曲，之后任教于北平艺术职业学校。【3印由此可见，盲文的弓谴在现代国家教育体制和公民权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吸纳受特殊教育的身心障碍者进入主流机构完成从孤立(isolation)到隔离(segregation)再到整合(integration)的过程。1341相比于传统职业组织对于维持盲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生计上所提供有限的就业空间，教育对于实现身体技能的转化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将持续作用于影响主流社会对残障者角色的认知。

三、残障的物质性、无障碍设计与多元文化融合

上文通过追溯现代医学与特殊教育对身心障碍者社会角色的定位，揭示了技术对非常规身体的社会整合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近二十年来，西方身心障碍研究呈现回归唯物主义的视角，并以此重新审视残障的社会模式得以建立的前提。美国埃默里大学英文系荣休教授罗斯玛丽-加兰德•汤姆森(RosemarieGarlandThompson)提出将身心障碍看作身体与环境互动所产生的不协调(misfit)状态，并借此区分来自社会态度方面的歧视与不公。例如，工作场所虽可接受使用轮椅的雇员，但如果阶梯是通向办公室的唯一路径，使用轮椅的人便无法获取和爬楼梯的人同样的便利。再如，视障者虽可利用盲文沟通，但在靠以阅读印刷品主导的社会中无法完全参与公共事务。因此，残障不仅产生于主流社会的偏见，也同样源于物质环境所构成的不协调身体(misfittingbodies)o|35J正如大卫•米切尔(DavidT.Mitchell)与沙朗•施耐德(SharonL.Snyder)所称，对于残障的物质性(materiality)反思是身心障碍硏究进一步突破病理化与人类中心主义框架的尝试，其目的在于还原“残障之物”(thematterofdisability)的主体能动性。顾】本节从西方身心障碍研究的唯物主义转向岀发，简要分析物质文化视角在重构残障者主体历史经验的优势，并联系无障碍设计理念在二战后美国社会的兴起，重点探讨辅具技术在实践层面的应用，以及如何引导残障的社会模式在当代中国转向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

2019年夏，笔者有幸参加了美国国家入文基金会于加拉德特大学举办的首届“全球身心障碍史”(GlobalHistoriesofDisability)硏讨会。期间，会方组织参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并由医疗与科技分馆馆长凯瑟琳•奥特(KatherineOtt)介绍该馆丰富的医疗器材及针对残障人士设计的辅具(prosthetics)收藏及其对身心障碍史研究的价值。奥特在讲座中指出，身心障碍的独特之处在于身体与技术的绑定。不同于以性别及族裔建立身份认同的少数群体，残障人士需要利用医疗与辅具技术达到克服障碍并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目的。31当代社会对残障者的识别往往和辅具技术联系在一起，如下肢损伤者又被称为“轮椅使用者”。而辅具的应用又需要建成环境(builtenvironment)的匹配，如无障碍坡道的建设。因此，辅具技术在社会空间的拓展使身心障碍者的主体经验与社会身份的建构高度依赖其所处的情境。

上述将损伤的身体看作一种技术的观点，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康复医学在社会中的延伸及应用。1948年，美国前空军军医霍华德•洛斯克(HowardA.Rusk)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立了第一所康复医学中‘心，并将其在军医院服务期间针对伤兵的复健(rehabilitation)疗法向社会推广。洛斯克将复健的目标定义为通过物理治疗、心理辅导与职业训练的结合达到实现损伤者重拾“全人”(wholeman)的社会功能的目的。他鼓励身心障碍者以生活能力而非医疗诊断评估自身的价值，并强调“自助”(self-help)作为积极融入建成环境的基本原则。自助在实践层面既包括残障者对日常用具的灵活调整，如将勺子及梳子绑在延长的手柄上，也意味着通过改变物质环境的设计更好地服务于残障人士的便利。明)由此可见，复健观念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再次体现了医疗与社会模式的互动，并通过将残障看作身体与环境的不协调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理念的发展。

在思考辅具作为连接身心障碍者与建成环境的物质基础时，我们还须认识到残障的物质性常被医疗化思维主导的现实。例如设计者往往偏重辅具的功能性而非审美性，导致很多设计在视觉上突岀了身体的缺陷，并强化了残障作为个人问题的歧视性观念。图7所展示的早期木制假肢即表现了设计者对下肢支撑功能的过度强调，而在应用中不仅忽略了截肢者行走的便利，还参与制造了畸形的身体奇观。由于对残障者使用体验的忽略，辅具的设计在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健全主义的特征。图8则从美学角度展示了针对面部伤残与畸形人士所订制的仿真面具与人工佩戴的假眼等面部器官。这一类辅具从文化象征的层面反映了医学美学在重塑残障者社会形象的过程中所预设的中产阶级白人身份的刻板印象。这些人工制品从物质文化层面反映了障碍美学(disabilityaesthetics)与阶级、性别与种族所建立的权力关系相交叉。如同早期外科医学通过绘制截肢者术后健康的身体宣称其合法性，辅具技术也在为康复医学指导身心障碍者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了其功能及审美标准。

在我国，辅具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自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残联)成立后，首任主席邓朴方及其领导班子曾委托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研发针对下肢损伤者出行便利的三轮摩托车。美国人类学者马修•柯尔曼(MatthewKohrman)于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中国，并在北京的田野调查期间走访了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的当地男性居民。根据对这一残障群体使用三轮摩托车的出行生活体验的考察，柯尔曼指出，这一现代化辅具的设计与应用反映了改革幵放初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追求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背景下国家对于“残疾人”这一社会群体的识别与建构。一位康复工程部的男性工程师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很同情在北京生活的下肢损伤者出行的不便，因为看到他们长期使用手摇三轮车缓慢旦费力的状态产生了改善这一辅具的想法。将三轮车从手动改造为燃油助力的设计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残疾人的出行效率，还为其找工作及自主创业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由此可见，辅具技术的现代化集中体现了设计者基于性别的认同感与以残联为代表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个体生产力要求的合流。1的

然而，我们在强调辅具作为发展无障碍城市理念重要元素的同时，还需看到技术在实践层面拓展的局限性。例如以提高速度为目的燃油与电动代步工具是否也增加了肢体损伤者的安全隐患，使其在高速运转的城市中变得更为脆弱？现代辅具技术的应用是否也意味着不同类型的身心障碍者之间的冲突日趋明显化，如肢体与视觉障碍者在建成空间所需无障碍设施的差异？再者，

如何协调性别差异在残障人士对辅具功能与审美方面的特殊需求？

如上文所述，应对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我们摆脱健全中心主义的束缚，还要在医疗与社会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从残障的物质性角度反思个体经验与社会环境的不协调关系，从而更好地使技术服务于多元文化中差异的个体。例如，当代的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理念即提出，早期的无障碍设计，如坡道与升降平台，不仅是轮椅使用者的特权，而旦同样适用于老人与儿童的出行便利。由此观之，以通用设计观主导的残障设施应为推动社会结构中普遍障碍的消除而努力。另一方面，当无障碍理念在当代设计领域已经发展成一种常态性思维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医疗化认识在技术层面的持续干预，以及我国对西方经验的接受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结语

残障的社会模式对于我们反思近代中国身体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社会从差异化、孤立化的不平等走向多元文化的融合。本文通过引入西方视域中医疗与社会模式作为契机，对何为残障这一问题所持的不同立场逬行了历史的梳理，并以跨文化的在地经验展示了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相交税的关系。笔者透过技术视角分析了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外科手术与特殊教育领域的实践如何影响了身心障碍者社会角色的定位，并指出这一过程与地方国家权力的介入密切相关。当现代医学与教育对非常规身体的干预逐渐成为社会识别残障的主要手段时，其相关机构也发明了一系列辅助身心障碍者融入社会的技能。这种对残障的物质性认知与20世纪中期康复医学与辅具技术的发展具有深刻的联系，并持续影响了无障碍设计的理念及其实践。

然而，笔者进一步强调，在认识残障作为医疗与社会模式互动的产物时，不可脱离障碍者的主体经验，而须时刻警惕技术背后所反映的医疗化思维及其对健全中心主义的复制。此外，残障权利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表达应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差异联系起来，力求将残障变成一种普同而非特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