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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早干预、大脑的可塑性越大,他们的进步和改善才会更全面。
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每年接诊自闭症患者大约8000人次,是全国接诊数量最多的科室之一。
中心主任杨斌让医生专职从事自闭症诊治工作已经15年,从这些第一手的经验中他发现,自闭症就诊人数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甚至包括低至6、7月龄的婴幼儿,而预后越来越好。这些早期诊断且早期干预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有比较理想的康复效果,尤其是有明显能力改善的孩子,可以和普通儿童一样融入幼儿园、小学、中学。
遗憾的是,也有很小部分孩子干预四五年,依然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现象是疫情造成了部分孩子的退化,这又是为什么?
请见大米和小米对杨斌让教授的专访。
人物介绍:杨斌让,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培养导师,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学者。
No.1
就诊年龄越来越小
大米和小米:你在自闭症领域执业多少年?
杨斌让:2002年跟随中山大学儿童心理发育研究中心主任静进教授读研究生时,开始接触自闭症群体,2007年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开始从事自闭症诊治,差不多15年了。
大米和小米:大概接触过多少疑似或者确诊的自闭症患者?
杨斌让:准确数据没有统计过,2007年刚来门诊时,一年大概不到100人,从2012年开始,就诊人数逐渐增加,目前个人一年接诊(含复诊)700~800人,整个科室约8000人次。
大米和小米:2012年就诊的人数慢慢变多,是什么原因呢?
杨斌让:公众意识提高,家长会更加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状态。
大米和小米:就诊人群会有变化吗?
杨斌让:某些教育水平高的人群,对孩子的发育状态会更加关注。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如学者或从事IT研究人群中,高功能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相对多一些。
大米和小米:他们来就诊的时候,年龄和能力情况怎么样呢?
杨斌让:2岁左右就诊的最多。现在,随着媒体、社会对自闭症报道越来越多,就诊年龄也越来越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个6、7月龄来就诊的孩子,家长觉得孩子不理人、情感表情互动,担心是自闭症(随访至2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
还有一些是读小学后就诊的,这些孩子的症状较轻,功能较高,他们在幼儿园和家里能进行简单沟通和交往,上小学后和同学冲突变多,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社交方面的缺陷就会凸显出来。
整体来看,轻度症状的就诊多,能力非常差的重度患者倒不是很多。
大米和小米:重度的诊断很少,是什么原因?
杨斌让:一个是本身比例不太高,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和就诊医院有关,重度患者更容易识别,家长在区级医院诊断后,不会再来儿童医院。轻度、非典型的比较难诊断,不太好把握,家长持怀疑态度比较多,会再次去上级医院就诊。
No.2
干预明显有改善的患者比例较高
大米和小米:这些孩子预后情况怎么样?有多大比例能够接近普通的孩子?
杨斌让:和他们本身的症状和干预情况有很大关系。能力差,且伴随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进步会慢一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干预早的预后会好一些。
整体来看,预后分化明显。有一小部分改善并不理想;完全和普通人一样的也不会很多;有改善或改善明显的人数最多。这部分孩子大多能适应日常生活、上学,能和同龄人、家人进行日常的社交沟通,但情感互动、深入交流、建立关系方面会有难度。比如有些上学的孩子容易和同学发生冲突;有些孩子很难自主交往到关系亲密的朋友,更多时候是家人有意识地帮他们找一个同伴。
总体来说,年龄越小、症状越严重,代表患者生物学方面的缺陷越严重,虽然干预起来比较困难,但越早干预、大脑的可塑性也会更大,他们的进步和改善才会更全面。
大米和小米:这些有改善的孩子,他们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
杨斌让:程度严重的,我们会推荐以ABA、结构化教育为基础的干预治疗,整合社交课程、语言、认知等内容;轻症、功能较好患者,以训练社交能力为主,如人际关系干预、地板时光、社交思维等方法;小年龄的患者可以做丹佛治疗。总体来说,结合自然和家庭情景,采用综合性干预治疗。
大米和小米:怎么判断干预效果呢?
杨斌让:和其他疾病的评判原则一样,根据患者本身的症状缓解程度和社会功能改善情况,症状还是参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
大米和小米:你接诊过恢复得最好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杨斌让:几年前的一位患者,幼儿园时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他在幼儿园和小朋友没有交流,和家里人也没有互动。孩子诊断后,全家人立刻行动了起来,医院干预、居家干预,他们非常努力,一直在学习专业知识,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辅助指导。两年前,我们了解到孩子已经读初中,各门功课都很优秀,也能融入班级里,还交往了一些好朋友。之后没有再来门诊,意味着他的情况比较好,现在应该上高中了。
大米和小米:印象中觉得最可惜的例子是什么样的?
杨斌让: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开始症状比较严重,基本没有社交交流,好动、很容易发脾气,动手打人。家长一直很难接受现状,也不想让孩子脱离校园环境,一旦孩子有进步就停掉干预,让他去读幼儿园、上小学,过段时间问题严重了又跑过来干预,这个孩子断断续续在机构、医院干预了四五年,能力改善不大。
大米和小米:进步不大是因为?
杨斌让:一方面和生物学缺陷有关系,症状越严重,代表生物学缺陷越明显,另一方面是缺乏系统性干预。临床上也有因为家长观念而延误病情的。两年前有一个典型的自闭症孩子,两岁多还没有沟通性语言,干预3个月后,孩子慢慢有了有意识的沟通语言,而家长却认为是自己发育的结果,干预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能力发展,便放弃干预,后来了解到孩子5、6岁时变化不大。
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早期父母亲的情感互动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发展,自闭症有遗传易感性,很多自闭症孩子家长也可能有一些自闭症特质,这些特质可能会影响家长对自闭症孩子的互动和养育方式。上述案例中的家长如果能改变心态,尽快帮助孩子,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No.3
自闭症预后越来越好
大米和小米:你执业这些年,看到的自闭症孩子,从病情、预后等等情况是否有什么样的变化?
杨斌让:从我接诊的经验看,病情症状方面变化不太明显。预后我认为是越来越好,以前普遍认为,自闭症是6岁以下儿童精神疾病致残率最高的,但随着医学的发展,诊断和干预水平的提高,原来没有机会治疗或治疗效果不好的,在科学干预手段的帮助下,也能有很好改善。
大米和小米:刚才提到医学的发展,我们国家在自闭症诊疗方面有哪些进步?
杨斌让:大环境的变化,老百姓对自闭症越来越认识和宽容,包括到门诊看诊的,没有听说过自闭症的人非常少,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看诊医生、专业人员队伍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基层医院、社区医院慢慢也发展起来了。
干预水平也在不断进步,临床诊断方面国内和国外的差别不太大,评估和干预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大米和小米:差距在哪些方面?
杨斌让:一是评估所用的工具比较缺乏,目前我们使用的评估工具如ADOS等,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国外还有很多针对儿童认知、语言等系列评估量表。
二是自闭症的临床研究很少,比如说针对自闭症的高危因素,如早产儿、出生有高危因素的等,如果可以从患者出生开始追踪,一直到他未来上学、就业等,对国内自闭症群体的诊疗情况和预后会有更多了解。我们医院也有这样的计划,不过现在只是构想,如何落实还需要很长一段路。
No.4
早期诊断更能引起家长重视
大米和小米:有些家长问诊是为了确认孩子是不是自闭症?或者想看孩子干预了一段时间,有没有阶段性的提升,家长找一个确定的答案有意义吗?
杨斌让:诊断能让家长了解到孩子的发育现状,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小龄、非典型的自闭症孩子,有些医生诊断比较保守,可能会和家长说“可疑、倾向”,有些家长就不会重视,可能就耽误了孩子。
大米和小米:自闭症越早开始干预效果越好,早筛早诊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年龄越小,诊断越困难,这方面你们同事有什么经验吗?如何提高效率,又减少漏诊或误诊?
杨斌让:目前,自闭症早期诊断的可靠性比较高。2019年,国际儿童健康领域的顶级杂志《JAMAPediatrics》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人员调查了1269名自闭症幼儿,初次诊断的平均年龄为17.6个月,最后一次诊断的平均年龄为36.2个月,整体的诊断稳定性为84%,而14个月和16个月的诊断稳定性分别增加到79%和83%。
临床上,症状严重的,哪怕一岁多也不难诊断。症状轻、功能比较好,但患者又有一些社交障碍,这类非典型自闭症诊断比较困难。我们有几个经验:一是从家里收集患者整个发育过程的症状变化;二是从学校收集,让老师写孩子在学校期间的表现,自由活动下的状态等。三是采用ADI-R、ADOS评估量表,这种评估准确性更高;四是先追踪三个月或半年再诊断。
大米和小米:哪些患者需要追踪?
杨斌让:实际上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追踪,一些诊断不明确的患者更需要加强追踪。
前段时间我们接诊过一个孩子,评估时符合自闭症诊断,比如对评估师的互动丝毫没有反应。不过,据家长介绍,孩子与家人可以正常互动,也不怕陌生人,但到医院就不理人,初诊无法确定是环境变化或其他原因所致,我们建议家长先干预三个月再进行追踪。
2020年初,接诊过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家长反馈说孩子有段时间被送回了老家,和爸爸妈妈分开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能力明显退化,叫名字不理、没有眼神对视、情感冷淡,后来诊断为反应性依恋障碍。
反应性依恋障碍,指的是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互动依恋模式。原理类似于国外的静止脸实验(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当妈妈积极关心孩子时,孩子会愉快地回应妈妈;当妈妈冷漠看向孩子时,孩子会表现出焦虑、害怕等,长此以往,可能对外界不太有反应),比如孩子突然和父母分开,对他们而言这可能是一种心理创伤,受过心理创伤的孩子,尤其是持续时间越久,从大脑发育、身体发育、社会性等各个方面越容易落后于正常儿童,但这些并非原发性的大脑发育缺陷,只是缺乏早期情感互动的刺激导致,这需要通过家庭的更多努力帮助他们弥补回来。
No.5
疫情引起部分自闭症孩子能力退化
大米和小米:这几年疫情也一直断断续续,有些地方也一直被封控,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有哪些影响?
杨斌让:社交互动活动减少,社交方面的刺激减少,机构暂时关闭,训练和强化减少,部分孩子的能力退化。有些家长希望孩子通过看电视、看卡片学知识、学认知,却忽略了互动和陪伴,也会影响他们的社会性发展。
大米和小米:居家干预非常重要,但是家长往往面临时间、精力、耐心、知识积累都不足的难题,所以需要给家长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杨斌让:最关键是家长意识的转变,孩子确诊后,家长的心态可能会经历以下阶段:
第一是否认,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第二是悲观绝望,觉得得了自闭症,孩子一生就没有了希望;第三是慢慢开始接受,开始寻求干预;第四是干预时间一长,家长变得松懈,有些家长干预1~2年慢慢适应了孩子的状态,便没有那么积极和重视。
自闭症干预中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家长,一些家长将自闭症看作普通疾病,将所有希望都寄托给医院和机构,这是不对的。还有些家长缺乏耐心,干预一两年看到进步缓慢,慢慢就没有信心了。系统化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贵在坚持。
其次就是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自闭症领域的专业资源有很多,家长也需要学习。
大米和小米:刚才提到的专业资源,可以给家长推荐一些吗?
杨斌让:国外网站如autismspeaks,CDC关于自闭症的栏目等,专业书籍如《婴幼儿孤独症早期丹佛模式》、《地板时光》、《社交故事新编》等;科普类文章如国内外一些不错的医院、机构的网站,比如我们科室、大米和小米公众号等。
大米和小米:全社会对自闭症儿童的早期诊断与康复重视程度已经比较高,但这些孩子长大后如何独立生活和融入社会仍是难题,你觉得这方面还需要做些什么?
杨斌让: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政府倡导、建立相关制度和法规,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持和服务,包括特殊学校、特殊岗位、职业培训方面等。对自闭症孩子来说,支持性的工作或友善的环境特别重要,目前的支持特别少,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专业的诊断对自闭症孩子的康复非常重要。
这一次,大米和小米联合儿科、精神科、康复领域的13位医生,在深圳、广州、北京、南京、苏州、郑州、长沙举行11场免费义诊活动,帮助更多自闭症孩子解决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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