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动症患者的双面人生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他可能是多动症。”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周旭辉第一次见到振振（化名）时，他几乎一刻都停不下来。振振时而摸摸诊疗台上闲置的书，时而摸摸桌上放置的小摆件，就诊全程在椅子上晃来晃去，根本停不住，后来干脆在诊室里四处乱走。通过家长的病史介绍、神经心理量表测试和精神状况检查，年仅8岁的振振（化名）当即被确诊为ADHD，也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2020年3月发布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早期识别、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中提到，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为6.26%，患病人数约为2300万人。不过，根据《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我国ADHD患者的就诊率仅为10%。

一个患儿的确诊，需要学校、家庭、医院的三方联动

振振是学校里“最调皮”的孩子。上课时，他能集中注意力听老师讲话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七、八分钟，他会不自主地拉扯前排女同学的辫子，拿着橡皮擦到处擦来擦去。在家里，大发脾气、胡乱摔东西也是常态。

“孩子是不是缺少关爱，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振振的父母长期在西北工作，因为振振的“特殊情况”，他们毅然辞职回到了湖南长沙，决心把那些缺失的时光、缺少的爱弥补回来。苦口婆心的大道理充耳不闻，乖乖听课就给小红花的奖励机制也运行不下去。老师再一次找到振振父母时，提到了“退学”。

他们能感受到孩子的对抗感。老师嫌弃、同学排斥、父母失望，很难想象振振将来的人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条分叉处的人生轨迹被一名心理老师改变了。她曾听过周旭辉对ADHD的宣教：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包括多种临床表现，首先是注意障碍，注意力难以持久，容易分心，不断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其次是活动过多和冲动，患者很难安静下来，精力过于旺盛，表现为小动作过多、到处乱跑或攀爬；最后是学习困难以及神经和精神发育异常。

“带孩子去精神科看看，如果是多动症，咱们就早发现、早治疗。”这句建议给了振振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在此之前，振振父母因为多次失望的累积，几乎想要放弃这个孩子。确诊一段时间后，周雅辉再次见到振振父母时，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昂扬的情绪：“通过药物治疗，振振的变化非常大！上课不再乱跑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老师还经常表扬他！”

强强（化名）的症状是从幼儿园开始出现的。他比正常小孩更加淘气和调皮，喜欢晃来晃去，喜欢对人扮鬼脸……在父母眼中，强强极少有坐得住的时刻。父母带强强去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ADHD。

但是，一直到上小学，强强的父母都没有带强强接受正规的治疗。强强的班主任孙媛媛（化名）介绍，注意力集中不了三秒、每两到三分钟就站起来、坐在桌子上晃腿……在班里，强强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有时还会扰乱正常的上课秩序，无奈之下，她只能将强强的位置挪到角落。

孙媛媛表示，她曾多次与强强父母沟通，但他们却对就诊十分抵触。两年前确诊时，医生建议强强接受两年的恢复训练，但家长却不重视，坚持一周后就选择了放弃，再也没有带强强进行过行为矫正治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神经科主任医师罗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虽然ADHD是发育性疾病，但患者也会受到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状况等其他因素影响。

周旭辉举例称，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如果家长经常打扰，会破坏孩子注意力的集中。甚至存在“秒表家长”，无论孩子在做什么，都要严格按照时间规划来做下一步，容易对孩子的注意力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振振和强强的人生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治疗和不治疗成了ADHD患者人生的分水岭。及时就诊、及时治疗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一个患儿的确诊，往往需要学校、家庭、医院的三方联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罗学荣介绍，医院的就诊结果显示，经过评估诊断与积极的治疗之后，70%～80%的ADHD患者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才能给予患者一个崭新的人生

1、3、4、7、9、5……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病门诊，研究员孙黎教授的电脑上出现一连串无序数字。根据指示，电脑前的患儿需正确拍下出现的数字。这是持续注意力的测试。如果遗漏的数字过多，患儿可能存在注意力缺陷；如果错拍的数字过多，则能反映出患儿较为冲动。

孙黎教授介绍，ADHD的确诊核心是通过量表，但还需要依靠问诊、精神检查、认知测试等辅助诊断。ADHD表现为两组症状，一组是冲动多动，另一组则是注意缺陷。确诊者中，很多人都像上了发条的小马达，时刻动个不停。但部分孩子的症状却相对隐蔽，他们安静地待在角落里，却很难集中注意力，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

张晴（化名）是在大三那年确诊为ADHD的。12岁以前，所有的作业、任务她都会拖到最后一刻完成，即使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她也完全无法下笔。交作业的最后期限前，交不上作业的羞耻感刺激着她在公交车上开始奋笔疾书。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12岁之前就会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拉、丢三落四、容易冲动、多动等症状。”孙黎介绍，12岁之后出现上述症状，可能是因为学习、工作压力大造成的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未必是ADHD。ADHD患者在上大学后，因为自律性较差，计划能力不足，容易出现多科目挂科。情绪控制能力较差，容易发脾气，与周围人的关系处理不佳。如果出现多个症状，则需要追溯一下患者12岁以前的情况。

进入大学后，因为缺乏小学和中学高强度的管束，一到考试周，张晴就会出现明显的情绪崩溃，一学期挂科的数目高达十几门。直到医生告诉张晴，她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童年那些不受控的拖延、难以集中的注意力才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确诊后，张晴按时吃药，积极治疗，摆脱了在大学“吊车尾”的成绩。

对于ADHD患者来说，确诊意味着童年“不努力”“没毅力”“三心二意”的标签能够被撕下来，意味着与自己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

周旭辉介绍，任何心理疾病都容易有马太效应（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也就是说，各种心理疾病容易共病。她曾接诊过多名ADHD共患游戏成瘾的孩子，他们很难被白纸黑字的书籍吸引，试图寻求更加刺激的电子产品。越是多动，越读不进书，也越容易沉迷于游戏。有时候，多动在游戏中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因为这类孩子反应较快，打游戏可能打得更好，他们就越愿意将游戏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出口。

孙黎表示，ADHD容易合并焦虑、抑郁、双相情感障碍等共患精神疾病，而在治疗时，往往需要优先治疗损害更大的疾病。发现癫痫与ADHD共患的患儿时，往往需要先治疗可能使大脑细胞受损的癫痫。而合并抑郁症的患者一旦产生轻生的念头，则需要优先治疗抑郁症。正确的诊疗，才能给患者一个崭新的人生。

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对精神疾病仍存在广泛的病耻感

20世纪90年代，罗蓉在神经科只能见到零星几个前来就诊的ADHD病人，患者主要来自大城市。近年来，就诊人数不断上升。但ADHD患者就诊率仍然较低。

“在部分家长看来，孩子只是调皮，他们并不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问题。”罗蓉表示。周旭辉表示，现在对于精神疾病仍然存在较为广泛的病耻感，确诊后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生活？精神疾病的确诊是否会影响就业？强烈的病耻感把患病者重重挡在了门外。其次是精神疾病的识别率不高，老师、家长不了解，孩子更不懂，最后学校、家庭互相死磕，孩子很遭罪。

周旭辉曾接诊的一名患者被诊断重度抑郁，她建议患儿立即住院治疗。家长却问：“孩子考试还没考呢，能不能考完试再请假？”患儿已经有高度自杀的风险了，家长却还在忧心考试，这对于精神疾病的确诊、治疗形成了强大的阻力。

在罗学荣看来，ADHD就诊率偏低主要是三方面原因：发育过程中，家长、老师认为调皮好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并未确立起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另一方面，则是深深的病耻感阻碍了病人的就诊；最后，他们担心药物治疗可能对儿童发育造成负面影响。

不过，在孙黎眼中，放置不管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人生就像一串不断出错的连锁反应。

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做事冲动，孩子在学校总是得到负面反馈。中学以后，家庭、学校的社会支撑都逐步瓦解，很多孩子学习困难、游戏成瘾，感觉自己和整个世界产生了对抗，青少年犯罪比例增加。成年后，工作不稳定、家庭不稳定、情绪不稳定，更容易轻生、走向犯罪……只有早发现、早干预，才能给ADHD患者一个美好的人生。

就诊率低的另一面则是仍旧缺乏的精神科医生数量。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吴金兰教授团队2019年在《柳叶刀·精神病学》的文章，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稀缺，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且分布极不平衡。

张晴说：“ADHD并不可怕，我会一边吃药一边学习，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