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挂靠”黑产曝光，自闭症人士真实就业有多难？

近日，有主流媒体报道了残疾人就业虚假挂靠残疾证，为企业免除残保金的新闻，引发圈内人士讨论。其中有人担心，有人愤慨，有人无奈，有人苦苦等待一个真正的就业机会……小编采访的很多大龄自闭症家庭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有的孩子读到了大学毕业、生活基本独立，也掌握了一技之能，且就业意愿强烈，可以说，只要支持到位，是能够工作，创造价值的。

但现实很残酷，即便这些在金字塔尖上的孩子，能真正工作的也少之又少。过段时间再打听，家长会告知我们，已经把孩子的残疾证挂到某家企业了。家长心里也很清楚，尽管有了工资和社保，孩子并没有真正踏入职场，仍然无事可做，无地可去。

经媒体报道后，很多残障人士分享了自己找工作的艰难，以及不得不挂靠的无奈，可见挂靠已经成为残障领域公开的秘密，光鲜亮丽的就业数字背后，千万残障人士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期待在曝光、惩罚、管理之后，人们的焦点能够聚焦到如何解决这个切实的民生问题上来，而不是处理几个中介、罚款几家公司后就此了事。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以下内容来自于财新周刊的报道，有删减。文｜范俏佳 汤涵钰，谭晨（实习）。李丛汛对此文亦有贡献。

残疾人找工作越来越难了

在2022年底的一次采访中，北京融爱融乐的相关人员就透露，疫情三年，心青年的居家办公时间明显变长，普通人还能抱着电脑在家里处理一些事务，但心青年居家办公几乎等于放假，他们中不去办公室的话，基本干不了什么事。

而从2020年开始，就陆续有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开始裁减心智障碍员工，有的甚至一下辞退了全部几十名心青年。理由各不相同，比如企业战略调整，心智障碍员工的能力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需求等。有好说话的家长会把孩子领走，重视心青年权利的家长，会通过劳动仲裁多拿几个月的赔偿金。“但这个结局是已经注定了的，企业就是不用你了。”

北京一家为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融合及就业支持的公益组织内，就业辅导员为可能走上职场的学员进行模拟面试。

企业也的确有难处，企业的第一使命就是盈利，得先活下去，再考虑众多员工中要优先录用谁。疫情冲击之下，有的企业要缩编，很多普通员工也失业了；有的企业甚至经营不下去了，自身负债累累，需要找下家接手重新运作，这个过程中，心智障碍员工的去留已经不是原来的管理者说了算的。

另一个不利于就业的趋势是，新岗位也越来越少了。2019年以前，融爱融乐每年送出去就业的心青年大概有十七八个；2020年减少到7个；2021年11个心青年得到工作机会，几乎没有裁员，因为这一年很多企业评估疫情即将结束；到2022年，有的爱心企业都面临着倒闭，形势一言难尽。

现在疫情已过去一年，人们本以为就业形势会好点，在很多残疾人求职者看来却更差了。一位今年7月大学毕业的听障者王斌，在各种招聘软件上累计沟通900次，投递简历120次，始终没找到接受他的工作。今年9月，经过长达三小时线上沟通，王斌接到一份运营岗位的面试邀请。面试前一天，他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残障情况，对方随后取消了面试。

10月底的一个周末，北京顺义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举行了该区2023年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现场很冷清，几张方桌环绕摆放，只有一家企业支起了招聘海报。11家企业有3家没来，1家来了没多久就离开了。

北京为残障者提供就业服务的“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旗下“职得”项目负责人傅高山表示，与小米合作的高峰期，原本有67个残疾雇员，如今还剩五十几个。“现在给我们的政策叫‘离职不补’。原来离职会给名额再补人，现在就是自然流失，因为他们内部也裁员。”

另一方面，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各地汇总的数据看，残疾人新增就业人数不断上升。2016年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1.2万，此后逐年上涨，至2022年达到59.2万人。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提出“2022—2024年共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的任务目标。2023年是贯彻落实《三年行动方案》的关键之年，对此，有媒体报道“2023年上半年又新增了逾28万人（就业），超额完成就业目标指日可待。”

但残障人士、他们的父母以及圈内从业人员都清楚，报道上的数字和真实的就业规模差距极大，真实待遇和政策要求的工资保障也不相符。

挂靠，早已有之

先普及一个政策上的概念——残保金。【残保金全称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国家推动残疾人就业的重要举措。按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残疾人岗位比例不低于员工总数的1.5%（具体比例各地可视情况调整），即可免交残保金。达不到规定比例者，按未达标人数和单位年平均工资之积缴纳残保金。】

按这个比例算，有的大企业每年缴纳的残保金就高达上百万元。企业帮扶残疾人上岗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但现实情况是，疫情后，很多企业生存困难，为降本增效，残保金也成为企业减负项目之一。催热了过去不温不火的残疾人证挂靠生意。

【挂靠，即企业聘用残疾人，为其缴纳社保并支付工资（一般为当地最低基本工资），但残疾人无需为企业工作，不用来上班，也不用完成工作任务。因为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企业能以此减免残保金，残疾人也能拿到工资。相当于残疾人把自己的残疾证“租”出去，以此换取工资和社保。】

挂靠早已有之。最初，残保金的征缴执行主体为残联，而残联既非执法部门，又非行政部门，实际收缴困难，一些企业会漏缴、拒缴。后执法权逐渐改由地税、社保部门代征，情况大幅改善。

更明显的转变是2015年，“财税72号文”将残保金的缴费参数由当地“社平工资”，改为“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下称“企平工资”）。这一政策导致，平均薪资较低的企业减轻了负担，但高薪企业则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尤其在一二线城市，不少互联网企业的平均工资是当地社平工资的好几倍，政策调整后，他们缴纳的残保金几乎是原来的5倍。

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也尝试过吸纳残疾人真正就业。但他们对聘用残疾人存在很多顾虑，比如，不知道把他们安置到什么岗位，办公楼缺乏无障碍设施，对残障员工的行为特点也不那么了解，残疾人是否有工作能力，会不会给企业带来安全风险，都让企业心生退意。

“企业最怕残疾人维权。”在IT企业就职的残障者顾智涵说：“普通员工劳动仲裁，他们不怕，一扯上残疾人，就会从两方变成多方来干涉。”很多HR也坦言，在面试肢体残疾和视障求职者时，他们格外担心，因为来上班的路上出意外会算工伤。

这些痛点没解决，残疾人就业中介行业呈爆发式增长。从用人单位到各级中介，再到残疾人，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

2004年成立的北京宜生无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宜生无忧”）在“财税72号文”发布后，创建了国内首家互联网残疾人就业平台，并涉足了美团、京东大部分大企业的残保金业务。

高峰时期，该企业近百名销售拜访各大企业，推销这一前所未有的残保金解决方案——企业仅需负责为残疾员工缴纳社保并支付工资（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并向中介交每月每位残疾员工1500元的服务费，中介为企业筛选、招聘、安置、管理残疾员工，协助办理各项手续，并承担用工风险。采用该方案后，企业每年能节省五到七成残保金。

为节省开支，他们还会推荐雇佣重度残疾人，因为重度残疾人可以按照雇佣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宜生无忧之后，又有如常、自强等众多残疾人就业中介入局，FESCO、中智、智联招聘等人力资源公司也纷纷跟进残保金业务。2018年以后，北京已有数百家人力资源机构主营或涉残保金业务。安置残疾人的模式逐渐演化成，人力资源企业通过创建残疾人就业基地的方式与用工方对接。不过，因为就业基地与企业场景脱钩，是否真实就业很难核查。

据官网介绍，宜生无忧业务的范围已辐射至全国100多个城市，每年服务5000家企业用户及1.6万名残疾人，每年为企业和残疾人创造数亿元收入。随着竞争增加，中介方不断压低向企业收取的服务费价格。市场价从过去每月每人一两千元，如今压到1000元以下：小企业约500元，竞标大企业项目价格直接压至一两百元。

残疾人的收入被层层盘剥

除了对接用人单位，大中介公司与残疾人之间还连接着成百上千的小中介，如盲人按摩店老板，或其他通过各种关系手握残疾人身份信息的个人。

财新记者暗访时曾向一河南中介咨询，他表示自己不向企业收服务费，但企业发给残疾人的工资他会扣下大部分，只给残疾人留六七百元。之前他为行业内某大中介公司转介残疾人挂靠，该公司同样扣下1000元左右。这些扣款不在明面显示，通常中介会要求残疾人上交银行卡和密码，“工资”流水由中介收取，扣款后每月以微信转账方式将余额发给残疾人。

残障者王宁曾在朋友介绍下，通过中介企业挂靠到一大型证券公司一年。账面上每月收到约2200元，“工资”到账时，他要录视频证明收到全部工资，但转头就要向介绍人转账1500元。

上述模式在残疾人求职圈极为普遍。近年来，中介在残疾人端扣除的工资越来越多，从五六年前的每月五六百元，涨到至今每月1000元。除了扣工资模式，还有“中介费”模式，即一次性向中介交2万—3万元中介费，中介承诺达成3—5年的长期挂靠，其间残疾人能拿到全额工资。

据财新了解，一些中介不仅不向企业收取服务费，还予以金额返还，并向企业保证，“残疾人出了什么问题，我这边兜底”。实际上，挂靠对企业而言风险不低。如果保障金征收机关发现企业申报不实、少缴，应催报并追缴保障金。

近期在上海，有关部门严查残疾人雇佣关系，有企业因残疾人多重挂靠、过多聘用外地残疾人等原因未通过审核。今年8月由上海多部门发起的一次现场检查中，多家企业合计聘用了约1000名残疾人，只有90余名实际在岗，另有400余名残疾人难以认定是否算“真实就业”，其工作内容为偶尔在小程序上领任务，或一年转发几条文章到朋友圈。“发现挂靠挣钱太简单了，原来还是想用一些真实岗位，后来干脆变成纯挂靠。”一平台创始人称。

用人单位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确立正式劳动关系。但对是否清楚残疾人具体工作内容，吴涵解释，公司不会仔细考证，与中介公司的服务合同上也只写明“在就业基地安置”。公司只需负责残疾人的工资和社保，以及向中介交每人每月700—1000元的服务费。

据规定，申报缴纳残保金时，企业需进入全国联网认证系统登记，需提交残疾人身份证、残疾证、学历证明、劳动合同等残疾人入职信息等，由残联审核确认，再推送至税务部门。也就是说，不同规模的中介公司只要提供准确的持证残疾人个人信息，无需职工真实到岗，即可层层分利，获取高额中介费，而薪酬水平高于平均水准的企业也免于缴纳高额残保金。

很多“蛇头”也是残疾人

据悉，目前残疾证挂靠业务的几家头部公司，每家统筹的残疾证在1万张左右。规模最大的残疾人劳务公司，大约有1.6万个残疾人的安置规模。虚假挂靠残疾证背后，是一个由用人单位、劳务公司、蛇头、残疾人组成的产业链。残疾证由残疾人集中交付蛇头，再由蛇头集中交付劳务公司，最后由劳务公司交付企业，配合企业完成挂靠，免除残保金。有的蛇头为了利益还会“一证多挂”。

这其中每个环节都能产生利益。挂靠完毕后，企业会向劳务公司付一笔服务费，劳务公司又会向蛇头发放一笔提成。这些成本最终都会由残障人的工资买单。有的蛇头不仅将残疾人的工资全部收走，甚至额外向他们收取几百元“管理费”，美其名曰“都给你上社保了，收点钱是应该的”。

知情人透露，蛇头 “80%也是残疾人”。今年40多岁的冯小勇原为包头市为爱公益协会会长，他双腿残疾，曾带领残友自主创业，励志故事为多家媒体报道，但后来也演变成挂靠生意。2022年初，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冯小勇诈骗案一审宣判，法院判决被告人冯小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下肢残疾的吴廉平几年前在残友活动上认识冯小勇，通过他挂靠到不同公司三年，第一年每个月领1200元工资，自己留400元，返冯小勇800元，第二年开始工资提高，自己能留近1000元。后来又有挂靠机会，吴廉平交了2万元中介费，但只发了三个月工资就没了音讯。当地30多个被骗残友一同报警，后来他了解到，共有1000多人被骗走中介费，总金额约4000万元。

至今，吴廉平都没追回被骗的2万元，这相当于全家一年的收入总额。他今年52岁，39岁时因车祸双腿瘫痪，在家躺了六年，靠媳妇边打工边照顾。目前，他一家四口住在一间38平米的廉租房。吴廉平一个月做手工收入300元，跟母亲两人每月共领700多元低保，妻子打零工月收入不到2000元。选择挂靠也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收入。

混合性脑瘫导致刘亮的肢体、言语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此就业对34岁的他来说格外困难。2018年以后，他曾通过某社区残联介绍，在中介公司找到挂靠，薪资每月2600元左右。因为企业多是每年重新签约，他每年都要再寻新的挂靠公司。

越来越多残障者自己走上挂靠之路，亦属无奈之举。对他们而言，不断缩水的挂靠金仍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稳定的社保也是他们所看中的。

真实就业退潮

真实就业为何难？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李俊峰认为，关键症结在于，缺乏有效手段打开企业接纳残疾人就业的需求。从供需关系看，目前残障就业仍处于供大于求，开发岗位成为主要问题。

在供应端，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立雄解释，全国有将近1000万适龄就业的残疾人，除去失去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还剩余四五百万人。而在需求端，以全国职工总数4亿人1.5%的比例计算，应提供600万残疾人就业岗位。如果排除免征残保金、不要求雇佣残疾人的小微企业，折半计算，也应有300万个安置岗位。

但傅高山提示，实际岗位需求可能更少，因为有缴纳残保金压力的大型企业在大城市为多；而在小城市，这类企业一般都是招商引资过去的，不仅免税，也免残保金。他估算，目前全国真实岗位需求不超过100万。杨立雄还指出，“1.5%”的比例要求本身可能设计得太高。部分发达国家要求的比例达2%、3%，但其对残障的定义标准更低。例如，美国残疾人的比例占人口的20%，中国的残疾人占比只有6.34%左右，因此残疾人安置比例理应降低，“如果都按1.5%比例就业，符合就业条件的残疾人数量都不够”。在美国，阅读障碍等也可纳入其中残障群体中；许多老人到了晚年智力、体力大大下降，也会被列入。

杨立雄因此提出，可以对企业按1%，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按2%要求。参照日本方式，“机关、事业单位要承担公共责任，应该多安置”。2022年发布的《三年行动方案》中也已指明，要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

更多的岗位需求何来？

多位受访者强调，应加大力度建设残障就业的支持体系，以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傅高山介绍，从国际经验来看，做好残疾人就业起码要有4个专业岗位，分别为岗位评估、岗位再造、个案管理以及稳岗专员。在国内，融爱融乐自2013年开始做心智障碍群体的支持性就业，由就业辅导员完成上述四个环节，即对岗位的评估和开发、对心智障碍者评估，及在其上岗后提供持续在岗支持，密集期的上岗支持从几周到数周，之后是阶段性跟踪支持，这一过程可以长达数年。

但全国对就业辅导员支持有限。以北京为例，北京承接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服务的社会机构仅有五家，融爱融乐的就业辅导员团队至今不过四五人。残障人士顾智涵希望未来能够针对残疾人就业实施“支持试工”政策，例如刚毕业时的实习期放长，出台政策补贴，为残疾人提供学习适应职场的机会和时间。他希望残疾人不要放弃提升专业技能，要多多主动表达，打破旁人的刻板印象。

在杨立雄看来，现在各级残联都把“安置100万人”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在这个大环境下，完成任务没问题，关键是就业质量。不能名义上就业了，但实际上他没有多少收入，也没有真正让残疾人家庭得到一些实惠，或者让残疾人融入到这个社会中来。

李俊峰则直言其中的现实困境，如果强化打击挂靠，可能让企业畏手畏脚，残疾人现有的“实惠”又少了。“可真实就业如此之困难，现在这个经营状况下，大家都多花一分钱都觉得多。”

政策与企业效益的推拉之间，大批中间商渔翁得利，而本应是扶持对象却跌入利益链底端的残疾人，未来就业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