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自闭症人士，但直到成年后才被确诊。不过，他又是幸运的，自闭症并未关闭他作为学者和Science主编所应具备的能力。他在文章中提出，一些神经多样性人士能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将看似不相关的概念联系起来，这在科学的世界中是一种优势。这应该使科学界成为这类人的一个舒适的归属地。
每个大脑运作的方式都各不相同
一个人处理信息、与世界互动的模式受到生物、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科学界，这些差异激发了创新。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界需要更好地认识到神经多样性的巨大潜力，意识到某些不同寻常的行为和认知特征可能会促进科学的发展。
我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但直到成年后我才被确诊，这一诊断解释了我过去的许多经历。它让我认识到，理解认知的复杂性、减少对自闭症类病症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污名化与排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了解到，神经多样性是一种广泛的特征，涵盖了因不同原因而有不同表现的人。
在成长过程中，我逐渐习惯了老师们对我的评价，他们说我“难以捉摸”。我对音乐和科学有着非常具体的兴趣，而且我很幸运，尤其是在孩童时期，有朋友包容着我。后来当我成为一名化学教授时，有时会收到学生的评价指出我沉闷的沟通风格。“呆板”是我在出任大学行政职务时偶尔收到的反馈。
诊断对工作生活也有好处
我将我的笨拙和对无法理解某些社交暗示归因于内向的性格。直到我成为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校长，我才意识到这些特征成为了一种“障碍”。我努力满足外界对一个机构领导者必须不断与非学术界人士交流的期望。
我接受了大量关于眼神交流、手势运用和声调调节的培训，试图提升我的工作表现。然而，在我担任一所私立大学的教务长期间，当我尝试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时，我的举止再次显得格格不入。在一份绩效评估中，有人提出我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后来该病症被归并为自闭症谱系下的神经障碍），而这个猜测被具备良好资质的医生所证实了。
我从未想过我患有自闭症，因为我对这一症状的刻板、陈旧的理解是那些无法用语言交流，在家里和学校都需要被集中照护的孩子。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逐渐明白这一诊断的具体含义，但我知道我很幸运，我患有的自闭症类型能让我有能力完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还得到了许多经济和情感的支持。
许多自闭症患者没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那些症状严重影响生活、有着许多不同的需求，但又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地方的患者。在与许多帮助自闭症群体发声的倡导者交谈后（他们自身也患有自闭症），我意识到了披露我们的诊断是多么重要，这可以帮助减少社会对自闭症的污名化。
这份诊断对我当前的工作生活也有好处。我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很难结束一场对话，这会使我难以驾驭社交场合。当我在课堂上见到我的学生时，我告诉他们我很难调节我的语调，因为我是自闭症患者；这反而让我感到更加轻松。
在工作中，如果我没有得到明确的口头信息或其他提示，我会与同事沟通确认我已确切了解他们的需求。当我面对年轻人演讲，如果我透露我是自闭症患者，而听众中也有自闭症患者，他们会在演讲后感谢我对此事的坦诚。像往常一样，我们因患有自闭症都无法很好地结束这场对话，不过，其实遇到知音我们也不想结束对话啦。
认识到神经差异的优势
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的研究表明，与其他领域相比，科学界存在更多的神经多样性，因为用他的话说，许多科学家都是所谓的“模式追寻者”，这是自闭症的常见特征。
一些神经多样性的人能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将看似不相关的概念联系起来，这在科学的世界中是一种优势。这应该使科学界成为这类人的一个舒适的归属地，然而却不是每个人都感到如此被包容——这一状况必须得到改善。
神经多样性的学者和倡导者强调，患有自闭症的思考者引领着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创新和进步。如果科学界真的渴望最优秀的人才，那么让我们在整个科学领域创造合适的环境，鼓励神经多样性，并认识到神经差异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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