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唾弃,要去理解。(巴鲁赫·斯宾诺莎,《政治论》)

青少年情绪适当的距离
父母们都曾体会过在想要表达强烈的父爱或母爱的时候被子女拒绝的滋味:或是他们拥抱得太紧;或是在孩子忙于其他事情、不愿那么亲密时,还反复地亲吻他。孩子们越长大,拥抱、身体上的接触和亲吻就会越少。孩子们告诉我们不要太过分,他们礼貌地,或者恼火地拉开距离,说:“哎呀,妈妈……”但是,如果我们——出于报复和气恼——反应激烈地向另一边走开,向他宣布,从这一刻起再也不会拥抱或者亲吻他,他又会试图接近我们,嘟囔道:“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一下嘛……”
这便是症结所在
试着找出在那一刻,在那种情况下,与一个人适当的距离是什么。空间关系学研究的是个体在生活的不同场所中和他人之间的距离,这门科学将距离看作是非语言形式的交流。比如,空间关系学向我们阐释了,为什么我们和一位没有接触到(或只是微微触碰)的陌生人共乘电梯时,或者我们上了拥挤的公共汽车时,我们会感到有一些局促不安。也是这门学科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问候不相熟的人、朋友或者家人时,会保持不同的距离。爱人更是不必说了。它还解释了为什么儿童与人交往的距离通常会比成人之间的距离更近,或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黑暗中),我们往往比平时更愿亲近他人。
最早设想出这一科学理念的是人类学家爱德华·特威切尔·霍尔,他非常精确地测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并将它们分为四类:亲密距离(0~45厘米)、私人距离(45~120厘米:可以握手的距离)、社交距离(120~360厘米)和公共距离(超过360厘米)。当然,距离的差异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经验,取决于每个人的脾气、我们所在的民族,以及我们在一个特定时期经历的特定的情绪状态。因此,没有严格的规定说明怎样才是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在一定限度之内,一个合理的中介空间是存在的。
有些底线是不能,或者不应该被打破的
这不正是成人世界试图让儿童和青少年理解(或者说教导他们)的吗?当我们看到女儿长时间地埋头于她的智能手机,难道我们不会让她放下手机吗?难道我们没有对儿子和他朋友的用词或表达方式定下规矩吗?我们也曾为一碗汤应该最少用几汤匙喝完这种问题进行过漫长的谈判,不是吗?在孩子玩耍或出门之前,又有多少作业需要完成呢?
如果将空间关系学放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比如延伸到成人的职业领域,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微妙平衡中,那么空间关系学也是一门关于保持适当距离的艺术。这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就像一个面对被告与原告需要保持刚正不阿的法官。当我们向我们认为明智的人寻求建议时,会在对方的言语中感受到这门艺术。当一名科学家认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期待已久的积极成果,但也明白还需要通过对照实验对结果进行验证时,他的这些反应也是这门艺术。它也关乎我们能否找到,与我们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之间应保持的,最近和最远的距离——既不是令人窒息的亲吻和拥抱,也不是完全的漠不关心。它是老师在悉心照料学生的认知发展(和情感发展,不管他们是否甘愿)时必须保障的微妙的中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