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残障儿童最为倚靠的力量，却因有自闭症儿童而负债累累。学界广泛引用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２００６年数据，目前残疾人数量和残障种类发生巨大变化，尤其自闭症儿童数目增长很快。
国内儿童自闭症患病率在0.7％—1％左右，入园难会导致家庭经济窘困情况雪上加霜。特殊儿童家庭牵绊多、辞职比例高，4１％的家庭因为照顾残疾儿童放弃工作，其中26.9％为母亲，4.1%为父亲，10％的父母都放弃了工作。
自闭症儿童家庭收支比失衡、风险抵御能力差
特殊儿童入园问题缺乏关注，正常儿童无法入园会被大声疾呼，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则在政策关注之外。《2020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及为2.4万残疾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资助，2021 年、2022年公报干脆不涉及学前教育事宜。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自闭症儿童家庭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甚至把医生的话当成救命稻草。
学前教育配套政策和经济扶助不足
理想情况是“特殊儿童教育福利通过免费、低费等方式向特殊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条件等资源”。 调研中发现某儿童赴权威机构北医某院检查后，父母被推荐去某某医疗脑健康等民营机构做康复，每月两三万的康复费用与教育福利供给相距甚远，政策扶助影响微乎其微。
关照特殊儿童符合公平原则
罗尔斯在著作《正义论》中强调“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原则，关照特殊儿童符合公平原则。 家有自闭症儿童，意味着沉重的家庭压力和天价康复费用，这可能导致特殊儿童家庭返贫。 国家鼓励较大城市建设自闭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但目前公办自闭症特殊教育学校仅有３所，其中广州康纳学校和福州星语学校提供义务教育，青岛晨星实验学校提供学龄前和义务教育，其他均为民营机构。
在缺乏激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说服特殊学校增设幼儿园或专设特殊幼儿园，特殊儿童零拒绝和接受学前教育也就成为空话。 自闭症儿童无园可入，父母可能为照顾孩子不得不辞职而失去收入来源，致贫返贫可能性高。
从美国经验来看，残疾幼儿的学前教育普及率已接近100％
如果不管不顾特殊儿童援助，会导致整个家庭坠入深渊。民营特教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政府若把责任推给社会，或放任企业垄断自闭症康复行业，那家庭的负担可想而知；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当前康复费用少则每年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与普通大病医疗花费差距不大，却从未被纳入税收抵扣项目。
《北京市残疾儿童基本康复目录》规定每年补助不超过36000元，跟家庭付出相比杯水车薪，多数残疾儿童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缴纳学前教育费用，不得不放弃接受学前教育，扶贫工作在自闭症儿童家庭极易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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