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本应是公益性质，但学前特殊教育并未被纳入重点考虑，要从战略角度重塑特殊教育发展路径。当前特殊儿童入园难的问题需要审慎研究，吸纳多方面意见予以解决。学前特殊教育关涉诸多特殊儿童家庭福祉，而在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中家庭照顾者成为失语者。
多种形式让特殊儿童家庭受益
譬如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自闭症儿童教育遭遇困境，有孩子不愿佩戴口罩、不懂配合做核酸、隔离酒店设施达不到安全条件等，却很难发声表达诉求。因此社会政策制定要考虑特殊群体情况，通过增加教育和医疗机会、对照顾者培训、给予低收入群体支持等形式让特殊儿童家庭受益。
美国“《教育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有义务向所有儿童提供财政资助，使他们得到免费的教育，法案规定，向残疾儿童提供的教育应该而且必须是免费的，不管其费用多么巨大，都不应该向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收取任何费用”。这应成为我国制定特殊儿童学前教育政策的标准，以此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的负担。
政策要尽力满足特殊儿童接受教育和康复的基本需求，与家长充分沟通和提供个性化服务，使特殊儿童家庭生活回归正轨。
改造社区和周边环境，为特殊儿童融入社会创造条件。自闭症儿童能够生活自理和社会化发展，是每个家庭的愿望。残疾儿童特殊照顾之目的不是让残疾儿童依赖社会，而是通过全社会赋予他们同等的发展机会以构建残疾儿童的新能力体系。
学前特殊教育要涵盖自闭症儿童需求
帮助他们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实现家庭互动、合理表达情绪、得到医疗服务、有效实现康复。有的家长为照顾特殊儿童而辞职，需要对其予以社会支持。如青岛“晨星向家长开放申请保育志愿者，家长在校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能获得一份补助”，这有助于自闭症儿童融入社会，对于特殊儿童和家长都给以体谅和帮助。
政府要鼓励社区在自闭症儿童康复方面发力，在儿童言语矫正、教学训练效果等方面多介入。如加拿大由各省提供含自闭症康复的健康和社会服务，研究发现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通过社区提供干预，儿童认知、适应能力等均有所提升。
我国应引导志愿者或社工带领特殊儿童参加社会活动，推动他们融入社会、帮助辅助就医、设计康复方法、规划未来父母老龄后的前景等，这是一以贯之的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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