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的多重控制 (一)

导语

在斯金纳《言语行为》一书中的新术语和原创分析中，他对多重控制的讨论的重要性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实际上，语言反应的多重控制是常态，而非例外。Michael等人于2011年发表《The Multiple Control of Verbal Behavior》一文，总结并举例说明了斯金纳对多重控制的分析，并引入了聚合性多重控制(convergent multiple control)和发散性多重控制(divergent multiple control)这两个术语。Michael等人指出了该理论对应用的启示，并讨论了多重控制是如何作用于幽默语、诗歌、问题解决和回忆中的。联合控制(joint control)和条件区辨(conditional discrimination)也是多重控制的特殊情况。作者认为，多重控制是解释大部分复杂行为的行为机制，并将衍生关系(derived relations)和命名(naming)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探讨。在接下来的几期推送中，我们将与大家共同学习这篇经典之作。

科学家通常是在实验室中隔离相关变量后，才提出相应的自然规律。从古至今，宏观运动的规律一直显而易见，但直到17世纪，科学家们开始独立隔离质量、体积和距离等变量，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些规律才得到了更为精确的理解。一旦这些规律被提出，它们就可以广泛应用于实验室外的各种现象。然而，当多个变量相互作用时，追踪运动规律的运作并非易事。月球、地球和太阳的综合运动问题，曾让牛顿头痛不已。一个简洁的原理，并不能帮助我们应对复杂的自然世界。

通过谚语、格言和老一辈的建议，人们早就粗略地认识到行为受其前因后果的影响。但直到巴甫洛夫、斯金纳等人分离出时间接近性*(temporal contiguity)、依联**(contingency)和剥夺(deprivation)等变量后，这种规律性才得到真正理解。在实验室之外，行为通常是多个相互作用变量的产物，因此我们对行为的解释也必须相应地体现这种复杂性。

出于实践目的，我们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使某一个依联(contingency)成为主导，从而简化控制关系的复杂性：建立强效的强化物、简化情境，或调整相关刺激的显著性。这种简化在应用场景中经常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承认这是一种简化处理，就会招致对行为分析的批评——认为它过于简单化，仿佛在假设复杂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离散反应的串联，而每个反应都只由单一的前因引发。

时间接近性(temporal contiguity)指事件之间在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程度，是影响学习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当小朋友正确说出字母“A”后立即给予表扬和贴纸，这种及时的强化更容易让孩子学会字母的发音。

应用行为分析中最常提及的依联就是行为的三期依联（three-term contingency relation），即前事-行为-后果（A-B-C）。

言语行为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行为形态*(response topographies)，这些行为发生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因此控制的复杂性给科学解释带来了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正如斯金纳(1957)在其多重控制章节开篇（p.227)所说：

对言语行为中基本功能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两个事实：

(1) 单个行为的强度可能且通常是多个变量的功能（the strength of a single response may be, and usually is, a function of more than one variable）

(2) 单个变量通常会影响多个行为（a single variable usually affects more than one response）行为形态”是指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言语行为中，这可能包括口头表达、书写、手语等不同形式。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回顾和举例说明斯金纳的多重控制概念，指出它如何联系到应用场景，并对其在幽默、文学手法和其他复杂行为中的作用做出一些评论。（关于这些观点的早期阐述，参见Hubner, Miguel, & Michael, 2005）

之所以要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言语行为》(1957)这本书众多新术语和对控制关系的细致分类中，斯金纳对多重控制的讨论容易被忽视。读者有时没有意识到，在实验室或教学情境之外，纯粹形式*（pure forms)的言语操作（verbal operants）非常罕见。学生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是，试图把每个话语归类为某一种言语操作，认为每个例子必须专属于某一类型。

更重要的是，如果忽视了多重控制，对言语行为的解释很可能会明显不足。正MacCorquodale(1970)在谈到乔姆斯基(1959)对斯金纳这本书的评论时所说：

“这篇评论完全忽视了理解、应用和评估斯金纳观点的核心内容。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反映斯金纳反复强调的一点，即：如果不认识到多个控制变量同时作用时的相互作用可能性，就无法评估他的解释框架对复杂案例（包括言语行为）的充分适用性；这正是实验室和现实世界的区别所在。在实验室中，出于实践目的，变量被设计成‘一次作用一个’。而现实世界只是将环境重新组合在一起。该书评从未提及多重因果性（multiple causality）；而《言语行为》一书则始终在讨论这一点。”

 Skinner在Verbal Behavior一书第五章、第六章提及pure tact，称其建立在完全泛化的强化(completely generalized reinforcement)基础上，也就是说，说话者描述环境刺激的行为不受特定强化物的影响，例如：一个孩子看到狗就说“狗”，不是因为想要得到任何特定的奖励，而是因为这种描述本身就能得到社群的认可。但Skinner也提出，这样的Pure Tact在现实中其实很难出现。本文后面的章节提到了impure tact，读者可以参考。

一、多重控制的类型

斯金纳提到的两种控制类型，我们将其标记为：聚合性多重控制(convergent multiple control)（一个行为受多个变量控制）和发散性多重控制(divergent multiple control)（一个变量强化多个行为），如图1所示。图 1 斯金纳提出的两个基本的言语行为功能关系的事实：（1）单个行为可能甚至通常是由超过一个变量引起的。（2）单个变量通常影响不止一个行为

我们还要区分斯金纳提出的形式控制(formal control)和主题控制(thematic control)。当控制变量的形式属性与言语行为大致对应时，我们称之为形式控制*，这种情况出现在仿说行（echoic）、文字（textual）、抄写（transcription）和听写（taking dictation）中。在这些情况下，行为的形态受到刺激的形式属性的严格限制。

形式控制强调的是行为与刺激在物理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如朗读时声音与文字的对应。

当然，这种对应关系不必是完美的。在听写或朗读时，刺激和行为的某些特征在另一方面可能没有对应：速记员会写下在口头行为中不发音的字母，而朗读者会略过这些字母。此外，相关行为通常受多重控制，因此可能比控制变量更快、更响亮、音调更高、发音更清晰，或者字迹更难辨认等。这些属性可能因具体情况而异，但无论情境如何、其他变量的强度如何、以及个体的历史如何，形式关系都是由惯例固定的。

形式控制的概念很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所排除的内容：受形式控制的行为不需要对决定先前刺激的变量敏感，因此可以独立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模仿我们不懂含义的词语，抄写不熟悉语言的文本，阅读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的计算机代码，或者记录我们无法理解的论证等。一旦我们获得了相对较小的基础仿说、文本、抄写和速记操作技能库，我们就能恰当地产生无限数量的范例，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相关经验。因此，仅仅产生一个受形式控制的行为，只能证明相关基础技能库的强度。图 2 孩子可以模仿母亲的言语行为形态，完成仿说，该行为受到形式控制

但是，一旦产生，最初受形式控制的反应可能会带来重要后果，并受到其他相关刺激的控制。阿里巴巴最初通过隐蔽的仿说行为*（covert echoic）习得了“芝麻开门！”这个行为，当他在四十大盗的洞穴前说出这个命令时，洞门开了，这就强化了提要求(mand)控制。

 隐蔽的仿说是指在没有外显声音的情况下，在心里重复或模仿他人的话语。其他言语行为也可以以隐蔽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心里自言自语，默念等行为。Skinner在Verbal Behavior第五章（p.141）对“covert”一词进行了解释，称：Verbal behavior is especially likely to drop below the overt level, because it can continue to receive reinforcement by being useful to the speaker in many ways.图 3 阿里巴巴通过隐蔽的仿说行为习得了”芝麻开门“这个言语行为并被打开的宝藏大门强化了提要求控制

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强化原理之所以简约而强大，部分原因是它是一个选择过程；行为的微小变化可以通过连续的依联(contingencies)积累，产生复杂而精妙的技能库。这一点类似于自然选择，其中形态的微小变化在世代间积累，产生复杂而精妙的生物（参见Skinner, 1953, 1966, 1975, 1981）。

这两个过程都需要微小变化的积累，但具有仿说、模仿或规则控制行为技能库的有机体可以一下子产生较大的行为变化。无论选择依联(contingencies)如何，老鼠都不可能生下猛犸象，但一个普通成年人可以通过适当的仿说和自我仿说行为，一次就能正确输入10位电话号码。如果通过随机变异的生物进化来实现这一点，需要超过一生的时间。形式控制下的行为在概念上很简单——斯金纳在《言语行为》中只用了10页讨论仿说行为——但它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适应性行为传递中的意义是巨大的。

与形式控制相对，当行为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点对点（point-to-point）的对应关系时，我们称之为主题控制(thematic control)，这种情况出现在交互式语言(intraverbal)、言指(tact)和提要求(mand)关系中。例如，在看到狗时说出“狗”的倾向中，狗的特征与言指“狗”的特征之间并不存在点对点的对应关系。因此，产生一个言指、提要求或交互式语言行为，证明的不是说话者的基本技能库，而是相关的言指（tact）、提要求（mand）或交互式语言（intraverbal）依联(contingencies)的历史。

点对点对应关系”指的是刺激和行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如在仿说中，听到的声音和说出的声音有直接对应关系。图 4 个体需要一定的学习历史才能建立行为的主题控制

虽然这里控制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是约定俗成的，但刺激的形式属性并不限制行为的形态。因此，具体产生什么行为通常会根据控制变量的复杂配置而变化。一个人看到狗时可能会说“狗”、“chien”、“Hund”、“棕色的”、“猎犬”、“正在叫”、“友好的”等等，这取决于许多情境变量的强度。因此，受主题控制的特定行为形态往往能揭示说话者的历史和控制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而受形式控制的行为则不能。

 （一）聚合性多重控制

在聚合性多重控制（convergent multiple control）中，多个变量会增强（strengthen）单一形态的行为；而在发散性多重控制（divergent multiple control）中，一个变量会增强多种行为。以Skinner（1957）提出的让某人说出“铅笔”这个行为的假设任务为例（见下图）。增强”（strengthen）指某种因素使行为更容易发生或维持。

为了增强这种形式的提要求行为（mand），我们可以先确保现场没有铅笔或任何书写工具，然后给实验对象一个适合用铅笔素描的本子，并承诺如果他能画出一幅可辨认的猫的图画就给予丰厚奖励。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提供仿说刺激（echoic stimuli）来增强相同形式的其他行为，比如在背景中播放不时说出“pencil”的录音，以及文字刺激（textual stimuli），如在墙上贴着“PENCIL”的标志。我们在这些刺激中穿插其他语言刺激来诱发交互式语言（intraverbal）行为：录音偶尔会说“pen and...”，墙上还有其他写着“PEN AND”的标志。我们通过在显眼位置放置一支特别大或不寻常的铅笔来创设一个言指（tact）的场合——比如，将铅笔半沉在大型鱼缸中，或让它漂浮在房间天花板附近。我们通过说英语这个简单方式表明自己是说英语的听众（audience）。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实验对象很可能会说出“pencil”这个词。” 图 5 聚合性多重控制（转引自Jack Michael et al.2011.P.4）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几种形式性和主题性控制源的同步作用*。听觉和文字刺激为仿说（echoic）和文本（textual）行为提供形式性控制源，而其他听觉刺激、视觉刺激和动机性变量则为交互式语言（intraverbal）、言指（tact）和提要求（mand）行为提供主题性控制源，这些行为都具有相同的行为形态（topography）。

形式性控制的例子：听到“pencil”的录音（听觉刺激）控制仿说行为；看到“PENCIL”的文字（文字刺激）控制文本行为。主题性控制的例子：听到“pen and...”（听觉刺激）控制交互式语言行为；看到实物铅笔（视觉刺激）控制言指行为；需要铅笔画画（动机变量）控制提要求行为。

这一分析突出了言语行为的复杂性：同一个词（“pencil”）可以受到不同类型的控制，而这些控制可以同时发生并相互作用。多重控制变量有时会可靠地同时出现。例如，当一个饥饿的孩子走进厨房，看到柜台上的面包时，随后说出“三明治”这个行为（通常嵌入在“我能吃[X]吗？”这样的自动附加框架（autoclitic frame）中）部分受到匮乏状态的控制，部分受到面包这个视觉刺激的控制。在熟悉的环境中，这种控制变量的聚合可能非常可靠，以致于这个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多重控制的操作行为，与其他受复杂刺激控制的操作行为没有区别，比如言指“推土机”。这种情况下，争论这个行为到底是言指（tact）还是提要求（mand）是没有意义的。两种控制源都存在，并共同增强了该行为，就像推土机的履带和铲刀都增强了“推土机”这个言指一样（缺少某个特征的机器可能只会微弱地引发该言指行为）。图 6 在熟悉环境下，对行为施加多重控制的刺激组合可能重复出现

如果这个行为得到强化，那么当全部或部分控制变量再次出现时，这个行为在将来更可能被诱发，这与任何其他操作行为一样。然而，在许多聚合性多重控制的情况下，某个控制变量的复杂组合只会出现一次，就像Skinner诱发“pencil”这个行为的例子一样。

重要的是，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目标行为本身不能有效地被视为一个语言操作（operant）。相反，它是一个在行为形态上与多种语言操作相同的反应（response），每种语言操作都促进了该反应的发生。它是由一组不太可能重复出现的控制变量的汇合所诱发的独特事件。大量的言语行为都是这样的。在传统上称为句子的扩展语言表达层面上，这是常态而非例外；而聚合性多重控制在单一行为层面也是十分典型的。听众（audience）变量、动机变量和情境变量通常会补充其他控制源。正如稍后将展示的，聚合性多重控制解释了言语行为的许多常见特征。

（二）发散性多重控制

在发散性多重控制中，单一变量控制着多种行为。例如，当我们遇到一只没戴项圈的棕色吉娃娃时，可能会诱发许多声音言指（vocal tacts）、书写言指（written tacts）、手势言指（signed tacts）以及一些非言语行为。我们可能会说出“狗”、“棕色”、“吉娃娃”、“小”等很多词，包括转喻行为（metonymic response）“项圈”。可能每个人只会表现出可能行为的一个子集，且人与人之间的重叠可能并不完全。此外，一个人的书写技能库（repertoire）和口语技能库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作为言指变量的单一刺激通常会增强许多不同的言指。图 7 在发散性多重控制中，单一变量控制着多种行为

同样，听觉语言刺激“dog”或文字刺激“dog”可能对仿说、交互式语言（intraverbal）和速记行为以及非言语行为施加发散性多重控制。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重复这个词、阅读这个词、写下这个词，或说出“猫”、“骨头”、“吉娃娃”等其他行为。在这些情况下，控制既是形式性的也是主题性的。非条件性动机操作（unconditioned motivating operation），比如缺水，会改变各种提要求（mand）的概率，如“水”、“喝”或“渴”，这些可以是口语行为、书写行为或手势，还包括寻找水、喝水或想象水等非言语行为。图 8 发散性多重控制

由于发散性多重控制中的许多行为是互斥的，我们可以假设，在任何时刻，所有这些行为都至少被相关刺激增强了一些，而最终发出的行为是其他（聚合性）变量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只狗时，我们不能同时说“狗”、“棕色”、“吉娃娃”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遇到狗或任何其他显著刺激时，我们可能什么也不说。然而，我们可以假设大多数人都有在狗的控制下被强化行为的历史，正是这种假设的历史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当呈现单一区辨刺激（SD）时，所有相关区辨反应的反应概率都会增加。

在一个行为系统内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视为与该行为系统中的其他行为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在特定时刻可能有许多言语行为相对较强，但一次只能发出一个。可以推测，一个优势行为由于其条件作用历史，或者可能是由于当时其他诱发变量的汇合而变得更强（更多相关讨论见Palmer, 2009）。

参考文献

Michael, J., Palmer, D. C., & Sundberg, M. L. (2011). The Multiple Control of Verbal Behavior.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27(1), 3–22. https://doi.org/10.1007/BF03393089